第十四章 明朝的愤怒
【时间,只需要时间】
从战绩上看,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,作为先锋,他击溃了朝鲜军队,并巩固了战果,虽然其他同行的表现不如人意,李舜臣也过于强悍,但在他的掌控下,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。
很快,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,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。
日本正在准备,朝鲜正在沦亡,明朝正在争论。
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,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,每天都大吵大闹,从早到晚,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,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,部长石星尤其激动,甚至主动请愿,表示不用别人,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。
但他刚提出来,就被骂了回去,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,话说得极其难听,他认为,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,不用出门去挡(御倭当于门庭),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,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,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,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,土崩瓦解(望风逃窜,弃国于人),去救他们是白费劲。
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。
恰好此时,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,按说过来就过来吧,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,说我这里地方有限,资源有限,只能接收一部分人,其余的切莫过江,本地无法接待。
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——“名数莫过百人”。
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,我好歹是个国王,只让带一百人过来,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!
难民问题暂不考虑,到底出不出兵,几番讨论下来,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——不去。
事情到此,眼看朝鲜就要亡国,一个人发话了:
“应该早日出兵救援(宜速救援)!”
听到这句话,所有人都沉默了,经过商讨,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——出兵。
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。
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,知道他长期不上朝,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(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),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:
他虽不上朝,却并非不管事。
因为一个不会管事,不会控制群臣的人,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,四十八天都不行。
事实证明,由始至终,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。
而现在,是说话的时候了。
应该说,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: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于朝鲜,一旦吞并成功,增强实力养精蓄锐,必定变本加厉,到时更不好收拾。
打比不打好,早打比晚打好,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,所谓“无贻他日疆患”,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。
万历二十年(1592)七月,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。
受命出击的人,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。
祖承训,辽东宁远人,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,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,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,勇猛善战,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。
看上去很合适,实际上不合适,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,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,有十五万日军,而祖将军,只带去了三千人。
更滑稽的是,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,在部队刚到朝鲜时,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,顺便数了数队伍,觉得不对劲,又不好明讲,便对祖承训说道:
“倭兵战斗力甚强,希望将军谨慎对敌。”
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:
“当年,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,小小倭兵,有何可怕!”
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,祖承训先生吹了牛,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,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,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。
其次,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过了头,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,就算十五万个白痴,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,只怕也得十天半个月。
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,祖承训所带的,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,战斗力较强,就算和日本人死磕,也还是有一拼。
然而,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,这一路上,祖承训压根就没碰上几个敌人,他更为自信,快马加鞭,日夜兼程,向目标赶去。
平壤城,已在眼前。
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,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,连城门都敞开着,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,机不可失,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,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。
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,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,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,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,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,出外迎敌之时,他却表示了反对。
因为他知道,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。
要以最小的代价,获取最大的胜利,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,也不例外,事实证明,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。
当祖承训全军进城后,随着一声炮响,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,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,并占据有利地形,用火枪射击明军。
几轮齐射之后,明军损失惨重,祖承训也被打蒙了,他原以为,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,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,还会打埋伏。
慌乱之下,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,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,死伤两千余人,几近全军覆没,副将史儒战死。
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。
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,李昖基本肯定,自己离跳江不远了。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,他终于确定,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,根本不堪一击。
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,却并未激动,他只是沉默片刻,便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,告诉他,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。
好吧,既然如此,我们就认真开始吧,很快,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宋应昌,字思文,嘉靖四十四(1565)年进士,时任兵部右侍郎。
和部长石星比起来,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,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(长八尺),长得好(相貌过人),而且经常大发感慨,抒发情怀。
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,就是研究地图兵书,一天说不了几句话,这么一个人,想引人注意也难。
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,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,因为他是个明白人,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,那是两码事。
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,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选择。
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,却深通韬略,熟知兵法,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,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,且做事毫不拖拉,在受命之后,他片刻不停,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,调兵遣将。
然而没过多久,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,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,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。
万历问:为什么?
宋应昌答:我召集的将领之中,有一人尚在准备,我要等他,此人不到,不可开战。
对于宋应昌所说的那个人,万历也十分欣赏,所以他表示同意,并问了第二个问题:需要多久?
宋应昌回答道:至少两个月。
事情就这样定了,派遣明军入朝作战,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,即万历二十年年底。
问题在于,明朝这边可以等,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,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?你总不能跟他说,我是要打你的,无奈还没准备好,麻烦你等我两个月,先别打了,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。
对此,宋应昌也束手无策,他只会打仗,不会外交,于是几番踢足球后,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。
然而石星也没办法,他是国防部部长,连老本行都不在行,搞外交更是抓瞎,但他是一把手,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,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,可又不能不干。
在抓耳挠腮、冥思苦想几天后,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——招聘。当然,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,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。
在石星看来,我大明人才济济,找个把人谈判混时间,应该还是靠谱的。
从政治学的角度讲,这是个馊主意,如此国家大事,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,实在太不严肃。
但事实证明,馊主意执行起来,倒也未必一定就馊。因为很快,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,这个人的名字,叫做沈惟敬。
【大混混的看家本领】
沈惟敬,嘉兴人,关于此人的来历,史料上众说纷纭,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——市中无赖也。
所谓市中无赖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市井的混混。
对于这个评价,我一直有不同意见,因为在我看来,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,而是大混混。
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,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,至少有两个。
大混混沈惟敬受聘后,很快就出发了,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,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,在这里,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。
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,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,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——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?
因为据史料记载,沈惟敬长得很丑(貌寝),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,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,如此歪瓜劣枣,成什么体统。
但接下来,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,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,且初见此大场面,却一点也不怯场,面对朝鲜诸位官员,口若悬河,侃侃而谈,只要他开口,没人能插上话。
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,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。
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,天天在院子里转圈,听说天朝使者来了,十分高兴,竟然亲自出来迎接,并亲切接见了沈惟敬。
接下来,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。
一般说来,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——忽悠,但不同之处在于,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,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,糊弄两个买菜钱;大混混忽悠的,往往是王公贵族,高级干部,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。
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,他只用了几句话,就让准备去寻死的李昖恢复信心,容光焕发。
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:首先,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(基本上是没错),其次,他很会用兵,深通兵法(基本上是胡扯),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,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(确实如此),有七十万人(……)。
在谈话的最后,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,和平是大有希望的,因为他和平秀吉(即丰臣秀吉)的关系很好,是铁哥们(我真没话说了),双方摊开来谈,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
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,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,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,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。
综合分析沈兄的背景:嘉兴人,会说日语,还干过进出口贸易(走私)。当过混混,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,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,出过国,估计也到过日本,没准也有几个日本朋友。
当然,说他认识丰臣秀吉,那就是胡扯了,人家无论如何,也算是一代豪杰,日本的老大级人物,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。
但是李昖信了,不但信了,而且还欣喜若狂,把沈惟敬看作救星,千恩万谢,临走了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。
话说回来,朝鲜也有精明人,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,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,也是个老狐狸,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,是个靠不住的人。
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,不服都不行,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,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,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,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。
十几天后,沈惟敬又来了,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——和日本人谈判,让他们停止进攻。
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,自然好忽悠,可日本人就不同了,能出征朝鲜的,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,且手握重兵,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,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,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但是事实证明,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,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:
一切皆有可能。
万历二十年(1592)九月,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,准备完成这个任务。
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,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,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,忽悠?
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,沈惟敬刚到就提出,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,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,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,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,开始和谈。
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,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,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,谁去送这封信?你自己去?
沈惟敬道:当然,不是我去。
他派了一个家丁,背上他写的那封信,快马奔进了平壤城,所有的人都认为,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,一去不回,除了沈惟敬外。
一天之后,结果揭晓,沈惟敬胜。
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,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,表示愿意和谈。
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,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,他虽然愿意谈判,却不愿意出门,如要和平,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。
想想也对,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,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。
柳成龙这回高兴了,沈惟敬,你就吹吧,这次你怎么办?派谁去?
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,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:
谁都不派,我自己去。
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愣住了,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,但有如此胆量,还是值得佩服的。于是大家纷纷进言,说这样太危险,你最好不要去,就算要去,也得带多几个人,好有个照应。
沈惟敬却哈哈一笑,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,要那么多人干嘛?
大家想想,倒也是,带兵去也白搭,军队打得过人家,咱也不用躲在这儿,不过为了方便,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。
当然,这个所谓方便,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,多几个人好收尸。
于是,在众人的注视中,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,向着平壤城走去。
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:第一,这人很勇敢;第二,他回不来了。
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,作为一个混混,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。同理,他也不做赔本生意,之所以如此自信,是因为在他的身上,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——随机应变,能屈能伸。
而关于这一点,还有个生动的范例。
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,就有着同样的特性。这位仁兄俗称“三不知”(不知兵有多少,不知钱有多少,不知老婆有多少),当年由混混起家,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,变成了大混混。
有一次,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,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,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,啃过黄油面包,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,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,结果一到地方,不知张混混那根筋不对,应对不利,竟然得罪了郭松龄。
这下就不用客气了,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,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,手指着张大混混,张口就来:X你娘!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,杀人不眨眼,遇此侮辱,自当拍案而起,拔剑四顾。
然而关键时刻,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,他当即回答道:
你X俺娘,你就是俺爹了!
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,我记得,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。
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,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,作恶多端,那是伸,而跪郭松龄,认干爹,就是屈。
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,在兵部官员、朝鲜国王的面前,他屈了,而现在,正是他伸的时候。
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,自然不是为了和平,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,顺便吓唬明朝使者,显显威风,用气势压倒对手。
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,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,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,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,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。
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,送走沈惟敬后,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,但要他陪着一起去,他倒也不干。
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,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,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,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(虽然比较远)。
然而在那里,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,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。
当沈惟敬骑着马,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,日军队列突然变动,一拥而上,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,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。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,镇定自若地下马,在刀剑从中走入小西行长的营帐。
过了很久(日暮),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,毫发无伤。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,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,包括小西行长、加藤清正等人,竟然纷纷走出营帐,给沈惟敬送行,而且还特有礼貌(送之甚恭)。
数年之后,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,虽然他也不知道,在那一天,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——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,因为仅仅一天之后,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——对沈惟敬表示慰问。
来人慰问之余,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:
“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,如此胆色,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。”
日本人来拍马屁了,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,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:
“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?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,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,丝毫无畏。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(吾何畏尔)!”
郭令公就是郭子仪,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,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,不世出之名将。
相比而言,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,但在我看来,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,且毫不逊色。
因为他虽是个混混,却同样无所畏惧。
马屁拍到马腿上,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,日本使者手足无措,正不知该说什么,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:
“多余的话不用再讲,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(即万历),自然会有处置,但在此之前,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。”
怎么约束呢?
“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,与之相对应,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!”
很多人,包括柳成龙在内,都认为沈惟敬疯了。当时的日军,别说平壤城外十里,就算打到义州,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,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?
事实证明,确实有这个可能。
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,日军便派出专人,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,确定分界线。
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,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
只有沈惟敬,知道这一切的答案。
一直以来,他不过是个冒险者,他的镇定,他的直言不讳,他的狮子大开口,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——大明。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,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。
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,小西行长很清楚,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,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,贸贸然与明朝开战,后果不堪设想,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,至于大明……,那是迟早的事。
万历二十年(1592)十一月二十八日,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,这一回,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:
“以朝鲜大同江为界,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。”
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,他还补充道:
“平壤城亦交还朝鲜,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。”
最后,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:
“幸好天朝(指明朝)还没有派兵来,和平已经实现,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。”
跑到人家的家里,抢了人,放了火,抢了东西,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,还给原先的主人,再告诉他:其实我要的并不多。
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,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。
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,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,又不能拍板,于是他连夜赶回去,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。
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,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,有商有量,和买菜差不多,你说一斤,我要八两,最后九两成交。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,但只要谈,还是有成功的可能。
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错了。
因为还没等他开口,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:
“你去告诉那些倭奴,如果全部撤出朝鲜,回到日本,讲和是可以的(不妨),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,哪怕是一县、一村,都绝不能和!”
完了,既不是半斤,也不是八两,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。
虽然沈惟敬胆子大,敢忽悠,确有过人之处,但事实证明,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,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。
因为他不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,比如国家、主权、以及尊严。
沈惟敬头大了,但让人惊讶的是,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,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,根据多种史料分析,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,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。在不久之后,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。
但在宋应昌看来,目的已经达到,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,已经做好了准备。
【军阀】
宋应昌等的人,叫做李如松。
李如松,是李成梁的儿子。
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,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,爷爷、爹之类的一句带过,然后再说主角儿子,但对于这位李先生,只能破例了,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。
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(首辅申时行语),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——特别是蒙古人,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。
李成梁,字汝器,号银城,辽东铁岭卫(即今铁岭)人。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,四十岁才混出头,还只是个小军官,不到十年,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,风头压过了戚继光,不但当上了总兵,还成了伯爵。
当然,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,要知道,人家那是真刀真枪,踩着无数人的尸体(主要是蒙古人的),扎扎实实打出来的。
据统计,自隆庆元年(1567)到万历十九年(1591),二十多年间,李成梁年年打仗,年年杀人,年年升官,从没消停过,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。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,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,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,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。
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,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,关于他的事情,后面再讲。这里要说的,是他的儿子李如松。
李如松,字子茂,李成梁长子,时任宣府总兵。
说起来,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,明军的第二把手,总兵都是他的下属。但作为高级领导,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,之所以如此丢面子,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,实在是迫不得已。
说起来,那真是一肚子苦水。
两百年前,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,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,设置了卫所制度,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,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(吃大锅饭,养兵千日,用不了一时),实行军屯,并划给军队土地,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,战时打仗当炮灰。
事实证明,这个方法十分省钱,但时间久了,情况就变了,毕竟打仗的时间少,耕田的时间多,久而久之,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,有些地方更不像话,仗着天高皇帝远,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,当起了军事地主,把手下的兵当佃农,有的还做起了买卖。
搞成这么个状况,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。
这种部队要拉出去,也只能填个沟,挖个洞,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,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,兵权却在兵部手里,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,再临时安排部队,这才能开打。
真打起来,就热闹了,说起打仗,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:大家来自五湖四海,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:为了国家,为了民族,冲啊!然后大家一拥而上,战胜了敌人,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这都是胡扯。
兵不知将,将不知兵,平时谁也不认识谁,饭没吃过酒没喝过,啥感情基础都没有,关键时刻,谁肯为你卖命?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?你怎么不冲?
总之,卖命是可以的,冲锋也是可行的,但你得给个理由先。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,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,仗也越打越差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,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,就是戚继光。
而这个理由,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——跟着我,有肉吃。
很多人并不知道,戚继光的所谓“戚家军”,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,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,因为从征集到训练,都是他本人负责,从军官到士兵,都是他的铁杆,除了戚继光外,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。
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,从不拖欠,也不打白条,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(后来是张居正)关系好,军费给得足。加上他也会搞钱,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,待遇自然好。
长官靠得住,还能拿着高薪,这种部队,说什么人家也不走,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,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。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,当地士兵懒散,戚继光二话不说,把戚家军调了过来,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。
那一天,天降大雨,整整一天。
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,鸦雀无声,丝毫不动。
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。
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,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,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——李成梁。
戚继光的戚家军,有一流的装备,优厚的待遇,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,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,在当时,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——辽东铁骑。
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,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,作战勇猛,且行动迅速,来去如风,善于奔袭,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。
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,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,不但收入丰厚,装备精良,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——土地。
与戚继光不同,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,他在辽东土生土长,是地头蛇,也没有“封侯非我意,但愿海波平”的高尚道德,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,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。
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,他不但大把花钱,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。
在明代,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,以用于军屯,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,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,既当军官打仗,又当地主收租,兼职干得不亦乐乎。
当然,这种行为是违法的,如果被朝廷知道,是要惹麻烦的。
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,捞点小外快,就这样,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,李成梁却大不相同,极为生猛,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,还把地都给分了!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,基本上是人手一份。
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,连国家的地,他都敢自己分配,按照大明律令,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,掉脑袋,全家抄斩,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。
但事实证明,李成梁不是木板,而是板砖,后台极硬,来头极大,还很会来事,张居正在的时候,他是张居正的嫡系,张居正下去了,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,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。
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,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,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,那真是平民的没有,良民的不是。
有这么大的实惠,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,都特别能玩命,特别能战斗,跟疯子似地向前跑,冲击力极强。
地盘是自己的,兵也是自己的,想干什么干什么,无法无天,对于这种人,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——军阀。
对于这些,朝廷自然是知道的,可也没办法,那地方兵荒马乱,只有李成梁镇得住,把他撤掉或者干掉,谁帮你干活?
所以自嘉靖以后,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,特别是辽东,虽然万历十九年(1591)李成梁退休了,但他的儿子还在。要知道,军阀的儿子,那还是军阀。
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,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。
在明代,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,建国之初待遇极高,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(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)。并形成了一个惯例:
如非武将、无军功,无论多大官,做了多少贡献,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。
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,干到太师,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,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。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,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,曾立下军功。
但这只是个特例,事实上,自宣德以来,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,这倒也不难理解,国家不打仗,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。
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,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,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,真正拿刀拼命的,往往为人所鄙视。
被人鄙视久了,就会自己鄙视自己。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,纷纷努力学习文化,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,以显示自己的“儒将”风度。
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,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,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,说这些人是“举笔如扛鼎”,虽说损人,却也是事实。
所以折腾来折腾去,书没读几本,本事却丢光了,为了显示风度,军事训练、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——怕人家说粗俗,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,战斗力也远不如前。
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(三言的作者)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,说有一位武将,上阵打仗,眼看就要被人击败,突然间天降神兵,打垮了敌人。此人十分感激,便向天叩头,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。
神仙回答:我是垛子(注意这个称呼)。
武将再叩首,说我何德何能,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。
垛子神却告诉他:你不用谢我,我只是来报恩的。
武将大惊:我何曾有恩于尊神?
垛子神答道:当然有恩,平日我在训练场,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(从不曾一箭伤我)。
真是晕死。
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,职业前景也不光明,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。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,基本上算是绝迹了,具体说来,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。
第一种是当兵的,明代当兵的,无非是为混口饭吃,平时给长官种田,战时为国家打仗,每月领点死工资,不知哪天被打死。拿破仑说,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,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,混个百户、千户还是要的——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:兄弟们上!
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,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,开始了士兵突击,苦练杀敌保命本领。一般说来,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,有上进心和战斗力,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。
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,一般都是世家子弟,打从爷爷辈起,就干这行。一家人吃饭的时候,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,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,家教就是拳头棍棒,传统就是不喜读书,从小锦衣玉食,自然也不想拼命,啥也干不了,基本属于废品。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,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。
总体看来,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,但特例也是有的,比如李如松。
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,那是极其贴切的,由于他爹年年杀人,年年提干,他还没到三十岁时,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,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,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。想当年,戚继光继承的,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,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,才能顺利接班。
李如松自然不同,他不是袭职,而是荫职。简单说来,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,直接就能干。
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,一种是自己的职务,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(荫职)。因为干武将这行,基本都是家族产业,所谓人才难得,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,你的后代又不读书(很有可能),找不到出路,也还能混口饭吃,安置好后路,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。
前面是老子的饭碗,后面是儿子的饭碗,所以更难升,也更难得。
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,先辈也还混得不错,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(世袭),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,也相当不错了。
说到底,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,万历三年的时候,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,朝廷的一品大员,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,那是一点也不过分。
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,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,万历十一年(1583),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。
山西总兵,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,握有重兵,位高权重。
而这一年,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。
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,要知道,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,就已经算是很快了。所以不久之后,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,说李如松年级轻轻,身居高位,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,实在不应该。
客观地说,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,但事实证明,有理比不上有后台。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,保了李如松,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。
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,万历十五年(1587),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,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,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。
一般说来,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,表现不外乎两种,一种是特低调,特谦虚,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;另一种是特狂妄,特嚣张,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,不幸的是,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。
根据各种史料记载,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,很有点武将之风——打人从来不找借口,就没见他瞧得上谁,因为这人太狂,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。
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,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,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,见面也不打招呼,二话不说,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。
大家都傻了眼。
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,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,而按照明朝的规矩,以文制武,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。李公子却仗势欺人,看巡抚大人不顺眼,非要搞特殊化。
许守谦脸色大变,青一阵白一阵,又不好太发作,他的下属,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,上前就劝,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,坐到一边去,让巡抚好下台。
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,坐着不动窝,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,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,你能把我怎么样?
很巧,王参政也是个直人,于是他发火了。
王参政二话不说,卷起袖子上前一步,就准备拉他起来。
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,李如松岂肯吃亏,看着对方上来,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,好歹是被人拉住了。
许巡抚是个老实人,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,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,投机一把,便连夜上书,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,应予惩戒。
事实证明,干御史告状这行,除了胆大手黑,还得看后台。
奏疏上去之后,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——王之栋无事生非,罚俸一年。
但在这个世界上,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,王之栋倒下来,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,大家一拥而上,纷纷弹劾李如松,说什么的都有,舆论压力甚大。
这么多人,这么多告状信,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,但耐人寻味的是,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,毫发无伤。大家就奇了怪了,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?
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,你们的奏疏,皇帝都是看过的。大家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。
说来也怪,万历对戚继光、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,却单单喜欢李如松,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,对他十分欣赏,且刻意提拔,有他老人家做后台,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。
简单说来,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,却不知谦逊,且嚣张至极,到哪里都讨人嫌,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。
但我们也不得不说,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。
【李如松的实力】
万历二十年(1592),宁夏发生叛乱,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,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然而叛乱逐渐扩大,眼看不管是不行了,便下令出兵平叛。
戚继光已经死了,李成梁又退了休,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,于是万历命令,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,前去平叛。
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,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,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,事实上,他带领的,是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各省的援军,也就是说,只要是平叛的部队,统统都归他管,不受地域限制,权力极大,类似于后来的督师,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。
而在以往,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,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,李如松是第一个。
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,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,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,不服管,合理化建议也不听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,先去信劝他收敛点,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,理都不理,石星气得不行,就告到了皇帝那里。
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,下了个命令,让李如松注意影响,提督还是照做,跟没说没两样,石星丢尽了面子,索性也不管了,只是放话出来:纨绔子弟,看他如何平叛!
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:纨绔子弟,就一定没有能力吗?
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,在那里,他遇到了叛军,还有麻贵。
麻贵,大同人,时任宁夏总兵,和李如松一样,他也是将门出身,但要论职业发展,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
早在嘉靖年间,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,打了若干年,若干仗,到了隆庆时期,才混到个参将,然后又是若干年,若干仗,到万历年间,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,万历十年(1582)修成正果,当上了宁夏总兵。这一路走来,可谓是一步一个坑,吃尽了苦,受够了累。
人比人,那真是气死人,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,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,现在更是摇身一变,当了讨逆总司令,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,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。
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,李如松就发火了,刚来没几天,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,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:无能。
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,李如松到来的时候,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,退守坚城,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,并日夜不停攻打,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,小打小守,大打大守,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,却毫无进展。
麻贵打了多年仗,是军队的老油条,且为人高傲,动辄问候人家父母,平时只有他骂人,没有人骂他。
但这次挨了骂,他却不敢出声,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,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,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,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,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:敌军坚守不出,城池高大,十分坚固,实在很难打,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:我不行,您看怎么办?
虽然麻贵识相,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,一点不消停,接着往下骂,麻贵一咬牙,就当是狗叫吧,骂死也不出声,等到李如松不骂了,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,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:
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,装上土,过几天我要用。
攻城要布袋作甚?麻贵不知道为什么,也不敢问为什么,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,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,他还要挨第二次骂。
几天之后,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,满意地点了点头,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——堆。
麻贵这才恍然大悟。
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,既然敌城高大,难以攻打,那就找土袋打底,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,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,简单,却实在是个好办法。
就这么一路往高堆,眼看差不多了,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,架云梯,准备登城。
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,很有两下子,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,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,打退了明军的进攻。
敌人如此顽强,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,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,在深夜发动进攻,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,领导带头爬云梯,无奈叛军十分强悍,掀翻云梯,打退了明军,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,好在并无大碍。
进攻再次受阻,李如松却毫不气馁,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,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——组建敢死队。
所谓敢死队,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,龚子敬思虑再三,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(客观事实),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,先请吃饭,再给重赏,要他们卖命打仗,攻击城池南关。
要说还是苗兵实在,吃了人家的,感觉过意不去,上级一声令下,个个奋勇当先,拼死登城,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,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。
李如松见状,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,眼看就要一举拿下,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,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,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,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。
明军攻城失败,麻贵却有些得意:说我不行,你也不怎样嘛。
但让他吃惊的是,李如松却不以为意,非但没有愁眉苦脸,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,颇有点郊游的意思。
几天后,他又找到了麻贵,让他召集三千士兵,开始干另一件事——挖沟。
具体说来,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,由高至低,往城池的方向推进,这种作业方式,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——水攻。
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,终于发现,叛军城池太过坚固,如果硬攻,损失惨重不说,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。
但同时他也发现,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,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,于是……
这回哱拜麻烦了,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,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,只能天天挖土堵漏,面对茫茫一片大水,想打都没对手,手足无措。
此时,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,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,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,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——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
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,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,一群骑兵快速冲出,向远处奔去——那里有叛军的援军。
明军似乎毫无准备,这群人放马狂奔,竟未受阻挡,突围而去。
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,高兴了一阵后,他们惊奇地发现,在自己的前方,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,而且看起来,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。
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,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,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,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,死的死,降的降。
由始至终,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。
他水攻城池,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,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,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,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
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——叛军援军还是来了。
其实来也不奇怪,围城都围了那么久,天天枪打炮轰,保密是谈不上了,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,如果内外夹攻,战局将会非常麻烦。
麻贵一头乱麻,赶紧去找李如松,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,只说了一句话:
管他城内城外,敌军若来,就地歼之!
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,且人数众多,有数万之众,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,明军即将败退,胜利触手可得!
然而不久之后,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,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。
麻贵再次大开眼界,在这次战役中,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。
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,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,亲自上阵,更让麻贵吃惊的是,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,冲锋在前!
和西方军队不同,中国军队打仗,除了单挑外,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。这是很明智的,中国打仗规模大,人多,死人也多,兵死了可以再招,将军死了没地方找,也没时间换,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,所以一般说来,能不冲就不冲。
明军也不例外,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,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,喜欢当前锋外,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,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,很是风光了几回,但自此之后,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,包括戚继光在内。
但李如松不同,他带头冲锋,那是家庭传统,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,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,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,带头砍人,老子英雄儿好汉,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。
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,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,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,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,竟然还能发动反攻。
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,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,被对方一冲,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。而此时,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——谁也不许跑,但凡逃跑的,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。
他也不甘寂寞,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(手斩士卒畏缩者),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,士兵们终于认定,还是回去打仗的好。
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,援军败退而去,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。
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,哱拜又发现,经过多日水泡,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,防守极其薄弱。
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,都已经认定,战争即将结束,只剩下最后的一幕。
在落幕之前,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,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。
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——进攻北关,因为瞎子也看得见,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。
李如松点了点头,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。
但是接下来,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:
全军集合,于北关攻击开始后,总攻南关!
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,所以进攻南关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兵者,诡道也。
从那一刻起,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,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,他知道,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,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。
进攻开始了,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,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,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,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,亲自登云梯爬墙,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。
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,正是麻贵,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,他已经心服口服,甘愿步其后尘,但他不会想到,五年之后,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。
看见明军入城,叛军们慌不择路,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,比小兵反应快得多,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,并召集其余叛军,找李如松谈判,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,是受了这两人的骗,现在看到你入城,已然悔过自新,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。
李如松想了一下,说:好,放下武器,就饶了你。
哱拜松了口气,投降了。
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,由于其规模巨大,影响深远,史称“万历三大征”宁夏之乱。当然,关于哱拜的结局,还要交代一句。
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:尽灭拜(哱拜)族。
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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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战绩上看,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,作为先锋,他击溃了朝鲜军队,并巩固了战果,虽然其他同行的表现不如人意,李舜臣也过于强悍,但在他的掌控下,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。
很快,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,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。
日本正在准备,朝鲜正在沦亡,明朝正在争论。
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,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,每天都大吵大闹,从早到晚,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,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,部长石星尤其激动,甚至主动请愿,表示不用别人,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。
但他刚提出来,就被骂了回去,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,话说得极其难听,他认为,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,不用出门去挡(御倭当于门庭),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,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,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,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,土崩瓦解(望风逃窜,弃国于人),去救他们是白费劲。
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。
恰好此时,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,按说过来就过来吧,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,说我这里地方有限,资源有限,只能接收一部分人,其余的切莫过江,本地无法接待。
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——“名数莫过百人”。
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,我好歹是个国王,只让带一百人过来,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!
难民问题暂不考虑,到底出不出兵,几番讨论下来,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——不去。
事情到此,眼看朝鲜就要亡国,一个人发话了:
“应该早日出兵救援(宜速救援)!”
听到这句话,所有人都沉默了,经过商讨,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——出兵。
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。
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,知道他长期不上朝,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(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),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:
他虽不上朝,却并非不管事。
因为一个不会管事,不会控制群臣的人,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,四十八天都不行。
事实证明,由始至终,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。
而现在,是说话的时候了。
应该说,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: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于朝鲜,一旦吞并成功,增强实力养精蓄锐,必定变本加厉,到时更不好收拾。
打比不打好,早打比晚打好,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,所谓“无贻他日疆患”,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。
万历二十年(1592)七月,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。
受命出击的人,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。
祖承训,辽东宁远人,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,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,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,勇猛善战,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。
看上去很合适,实际上不合适,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,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,有十五万日军,而祖将军,只带去了三千人。
更滑稽的是,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,在部队刚到朝鲜时,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,顺便数了数队伍,觉得不对劲,又不好明讲,便对祖承训说道:
“倭兵战斗力甚强,希望将军谨慎对敌。”
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:
“当年,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,小小倭兵,有何可怕!”
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,祖承训先生吹了牛,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,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,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。
其次,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过了头,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,就算十五万个白痴,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,只怕也得十天半个月。
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,祖承训所带的,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,战斗力较强,就算和日本人死磕,也还是有一拼。
然而,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,这一路上,祖承训压根就没碰上几个敌人,他更为自信,快马加鞭,日夜兼程,向目标赶去。
平壤城,已在眼前。
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,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,连城门都敞开着,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,机不可失,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,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。
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,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,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,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,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,出外迎敌之时,他却表示了反对。
因为他知道,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。
要以最小的代价,获取最大的胜利,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,也不例外,事实证明,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。
当祖承训全军进城后,随着一声炮响,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,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,并占据有利地形,用火枪射击明军。
几轮齐射之后,明军损失惨重,祖承训也被打蒙了,他原以为,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,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,还会打埋伏。
慌乱之下,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,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,死伤两千余人,几近全军覆没,副将史儒战死。
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。
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,李昖基本肯定,自己离跳江不远了。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,他终于确定,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,根本不堪一击。
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,却并未激动,他只是沉默片刻,便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,告诉他,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。
好吧,既然如此,我们就认真开始吧,很快,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宋应昌,字思文,嘉靖四十四(1565)年进士,时任兵部右侍郎。
和部长石星比起来,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,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(长八尺),长得好(相貌过人),而且经常大发感慨,抒发情怀。
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,就是研究地图兵书,一天说不了几句话,这么一个人,想引人注意也难。
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,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,因为他是个明白人,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,那是两码事。
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,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选择。
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,却深通韬略,熟知兵法,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,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,且做事毫不拖拉,在受命之后,他片刻不停,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,调兵遣将。
然而没过多久,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,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,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。
万历问:为什么?
宋应昌答:我召集的将领之中,有一人尚在准备,我要等他,此人不到,不可开战。
对于宋应昌所说的那个人,万历也十分欣赏,所以他表示同意,并问了第二个问题:需要多久?
宋应昌回答道:至少两个月。
事情就这样定了,派遣明军入朝作战,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,即万历二十年年底。
问题在于,明朝这边可以等,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,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?你总不能跟他说,我是要打你的,无奈还没准备好,麻烦你等我两个月,先别打了,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。
对此,宋应昌也束手无策,他只会打仗,不会外交,于是几番踢足球后,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。
然而石星也没办法,他是国防部部长,连老本行都不在行,搞外交更是抓瞎,但他是一把手,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,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,可又不能不干。
在抓耳挠腮、冥思苦想几天后,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——招聘。当然,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,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。
在石星看来,我大明人才济济,找个把人谈判混时间,应该还是靠谱的。
从政治学的角度讲,这是个馊主意,如此国家大事,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,实在太不严肃。
但事实证明,馊主意执行起来,倒也未必一定就馊。因为很快,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,这个人的名字,叫做沈惟敬。
【大混混的看家本领】
沈惟敬,嘉兴人,关于此人的来历,史料上众说纷纭,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——市中无赖也。
所谓市中无赖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市井的混混。
对于这个评价,我一直有不同意见,因为在我看来,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,而是大混混。
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,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,至少有两个。
大混混沈惟敬受聘后,很快就出发了,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,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,在这里,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。
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,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,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——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?
因为据史料记载,沈惟敬长得很丑(貌寝),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,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,如此歪瓜劣枣,成什么体统。
但接下来,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,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,且初见此大场面,却一点也不怯场,面对朝鲜诸位官员,口若悬河,侃侃而谈,只要他开口,没人能插上话。
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,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。
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,天天在院子里转圈,听说天朝使者来了,十分高兴,竟然亲自出来迎接,并亲切接见了沈惟敬。
接下来,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。
一般说来,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——忽悠,但不同之处在于,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,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,糊弄两个买菜钱;大混混忽悠的,往往是王公贵族,高级干部,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。
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,他只用了几句话,就让准备去寻死的李昖恢复信心,容光焕发。
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:首先,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(基本上是没错),其次,他很会用兵,深通兵法(基本上是胡扯),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,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(确实如此),有七十万人(……)。
在谈话的最后,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,和平是大有希望的,因为他和平秀吉(即丰臣秀吉)的关系很好,是铁哥们(我真没话说了),双方摊开来谈,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
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,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,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,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。
综合分析沈兄的背景:嘉兴人,会说日语,还干过进出口贸易(走私)。当过混混,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,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,出过国,估计也到过日本,没准也有几个日本朋友。
当然,说他认识丰臣秀吉,那就是胡扯了,人家无论如何,也算是一代豪杰,日本的老大级人物,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。
但是李昖信了,不但信了,而且还欣喜若狂,把沈惟敬看作救星,千恩万谢,临走了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。
话说回来,朝鲜也有精明人,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,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,也是个老狐狸,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,是个靠不住的人。
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,不服都不行,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,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,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,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。
十几天后,沈惟敬又来了,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——和日本人谈判,让他们停止进攻。
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,自然好忽悠,可日本人就不同了,能出征朝鲜的,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,且手握重兵,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,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,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但是事实证明,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,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:
一切皆有可能。
万历二十年(1592)九月,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,准备完成这个任务。
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,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,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,忽悠?
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,沈惟敬刚到就提出,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,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,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,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,开始和谈。
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,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,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,谁去送这封信?你自己去?
沈惟敬道:当然,不是我去。
他派了一个家丁,背上他写的那封信,快马奔进了平壤城,所有的人都认为,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,一去不回,除了沈惟敬外。
一天之后,结果揭晓,沈惟敬胜。
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,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,表示愿意和谈。
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,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,他虽然愿意谈判,却不愿意出门,如要和平,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。
想想也对,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,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。
柳成龙这回高兴了,沈惟敬,你就吹吧,这次你怎么办?派谁去?
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,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:
谁都不派,我自己去。
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愣住了,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,但有如此胆量,还是值得佩服的。于是大家纷纷进言,说这样太危险,你最好不要去,就算要去,也得带多几个人,好有个照应。
沈惟敬却哈哈一笑,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,要那么多人干嘛?
大家想想,倒也是,带兵去也白搭,军队打得过人家,咱也不用躲在这儿,不过为了方便,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。
当然,这个所谓方便,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,多几个人好收尸。
于是,在众人的注视中,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,向着平壤城走去。
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:第一,这人很勇敢;第二,他回不来了。
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,作为一个混混,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。同理,他也不做赔本生意,之所以如此自信,是因为在他的身上,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——随机应变,能屈能伸。
而关于这一点,还有个生动的范例。
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,就有着同样的特性。这位仁兄俗称“三不知”(不知兵有多少,不知钱有多少,不知老婆有多少),当年由混混起家,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,变成了大混混。
有一次,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,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,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,啃过黄油面包,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,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,结果一到地方,不知张混混那根筋不对,应对不利,竟然得罪了郭松龄。
这下就不用客气了,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,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,手指着张大混混,张口就来:X你娘!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,杀人不眨眼,遇此侮辱,自当拍案而起,拔剑四顾。
然而关键时刻,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,他当即回答道:
你X俺娘,你就是俺爹了!
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,我记得,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。
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,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,作恶多端,那是伸,而跪郭松龄,认干爹,就是屈。
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,在兵部官员、朝鲜国王的面前,他屈了,而现在,正是他伸的时候。
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,自然不是为了和平,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,顺便吓唬明朝使者,显显威风,用气势压倒对手。
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,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,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,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,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。
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,送走沈惟敬后,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,但要他陪着一起去,他倒也不干。
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,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,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,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(虽然比较远)。
然而在那里,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,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。
当沈惟敬骑着马,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,日军队列突然变动,一拥而上,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,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。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,镇定自若地下马,在刀剑从中走入小西行长的营帐。
过了很久(日暮),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,毫发无伤。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,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,包括小西行长、加藤清正等人,竟然纷纷走出营帐,给沈惟敬送行,而且还特有礼貌(送之甚恭)。
数年之后,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,虽然他也不知道,在那一天,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——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,因为仅仅一天之后,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——对沈惟敬表示慰问。
来人慰问之余,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:
“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,如此胆色,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。”
日本人来拍马屁了,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,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:
“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?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,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,丝毫无畏。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(吾何畏尔)!”
郭令公就是郭子仪,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,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,不世出之名将。
相比而言,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,但在我看来,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,且毫不逊色。
因为他虽是个混混,却同样无所畏惧。
马屁拍到马腿上,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,日本使者手足无措,正不知该说什么,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:
“多余的话不用再讲,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(即万历),自然会有处置,但在此之前,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。”
怎么约束呢?
“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,与之相对应,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!”
很多人,包括柳成龙在内,都认为沈惟敬疯了。当时的日军,别说平壤城外十里,就算打到义州,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,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?
事实证明,确实有这个可能。
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,日军便派出专人,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,确定分界线。
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,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
只有沈惟敬,知道这一切的答案。
一直以来,他不过是个冒险者,他的镇定,他的直言不讳,他的狮子大开口,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——大明。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,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。
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,小西行长很清楚,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,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,贸贸然与明朝开战,后果不堪设想,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,至于大明……,那是迟早的事。
万历二十年(1592)十一月二十八日,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,这一回,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:
“以朝鲜大同江为界,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。”
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,他还补充道:
“平壤城亦交还朝鲜,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。”
最后,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:
“幸好天朝(指明朝)还没有派兵来,和平已经实现,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。”
跑到人家的家里,抢了人,放了火,抢了东西,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,还给原先的主人,再告诉他:其实我要的并不多。
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,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。
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,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,又不能拍板,于是他连夜赶回去,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。
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,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,有商有量,和买菜差不多,你说一斤,我要八两,最后九两成交。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,但只要谈,还是有成功的可能。
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错了。
因为还没等他开口,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:
“你去告诉那些倭奴,如果全部撤出朝鲜,回到日本,讲和是可以的(不妨),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,哪怕是一县、一村,都绝不能和!”
完了,既不是半斤,也不是八两,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。
虽然沈惟敬胆子大,敢忽悠,确有过人之处,但事实证明,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,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。
因为他不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,比如国家、主权、以及尊严。
沈惟敬头大了,但让人惊讶的是,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,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,根据多种史料分析,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,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。在不久之后,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。
但在宋应昌看来,目的已经达到,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,已经做好了准备。
【军阀】
宋应昌等的人,叫做李如松。
李如松,是李成梁的儿子。
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,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,爷爷、爹之类的一句带过,然后再说主角儿子,但对于这位李先生,只能破例了,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。
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(首辅申时行语),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——特别是蒙古人,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。
李成梁,字汝器,号银城,辽东铁岭卫(即今铁岭)人。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,四十岁才混出头,还只是个小军官,不到十年,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,风头压过了戚继光,不但当上了总兵,还成了伯爵。
当然,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,要知道,人家那是真刀真枪,踩着无数人的尸体(主要是蒙古人的),扎扎实实打出来的。
据统计,自隆庆元年(1567)到万历十九年(1591),二十多年间,李成梁年年打仗,年年杀人,年年升官,从没消停过,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。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,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,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,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。
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,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,关于他的事情,后面再讲。这里要说的,是他的儿子李如松。
李如松,字子茂,李成梁长子,时任宣府总兵。
说起来,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,明军的第二把手,总兵都是他的下属。但作为高级领导,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,之所以如此丢面子,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,实在是迫不得已。
说起来,那真是一肚子苦水。
两百年前,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,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,设置了卫所制度,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,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(吃大锅饭,养兵千日,用不了一时),实行军屯,并划给军队土地,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,战时打仗当炮灰。
事实证明,这个方法十分省钱,但时间久了,情况就变了,毕竟打仗的时间少,耕田的时间多,久而久之,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,有些地方更不像话,仗着天高皇帝远,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,当起了军事地主,把手下的兵当佃农,有的还做起了买卖。
搞成这么个状况,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。
这种部队要拉出去,也只能填个沟,挖个洞,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,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,兵权却在兵部手里,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,再临时安排部队,这才能开打。
真打起来,就热闹了,说起打仗,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:大家来自五湖四海,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:为了国家,为了民族,冲啊!然后大家一拥而上,战胜了敌人,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这都是胡扯。
兵不知将,将不知兵,平时谁也不认识谁,饭没吃过酒没喝过,啥感情基础都没有,关键时刻,谁肯为你卖命?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?你怎么不冲?
总之,卖命是可以的,冲锋也是可行的,但你得给个理由先。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,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,仗也越打越差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,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,就是戚继光。
而这个理由,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——跟着我,有肉吃。
很多人并不知道,戚继光的所谓“戚家军”,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,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,因为从征集到训练,都是他本人负责,从军官到士兵,都是他的铁杆,除了戚继光外,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。
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,从不拖欠,也不打白条,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(后来是张居正)关系好,军费给得足。加上他也会搞钱,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,待遇自然好。
长官靠得住,还能拿着高薪,这种部队,说什么人家也不走,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,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。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,当地士兵懒散,戚继光二话不说,把戚家军调了过来,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。
那一天,天降大雨,整整一天。
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,鸦雀无声,丝毫不动。
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。
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,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,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——李成梁。
戚继光的戚家军,有一流的装备,优厚的待遇,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,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,在当时,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——辽东铁骑。
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,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,作战勇猛,且行动迅速,来去如风,善于奔袭,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。
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,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,不但收入丰厚,装备精良,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——土地。
与戚继光不同,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,他在辽东土生土长,是地头蛇,也没有“封侯非我意,但愿海波平”的高尚道德,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,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。
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,他不但大把花钱,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。
在明代,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,以用于军屯,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,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,既当军官打仗,又当地主收租,兼职干得不亦乐乎。
当然,这种行为是违法的,如果被朝廷知道,是要惹麻烦的。
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,捞点小外快,就这样,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,李成梁却大不相同,极为生猛,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,还把地都给分了!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,基本上是人手一份。
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,连国家的地,他都敢自己分配,按照大明律令,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,掉脑袋,全家抄斩,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。
但事实证明,李成梁不是木板,而是板砖,后台极硬,来头极大,还很会来事,张居正在的时候,他是张居正的嫡系,张居正下去了,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,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。
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,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,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,那真是平民的没有,良民的不是。
有这么大的实惠,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,都特别能玩命,特别能战斗,跟疯子似地向前跑,冲击力极强。
地盘是自己的,兵也是自己的,想干什么干什么,无法无天,对于这种人,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——军阀。
对于这些,朝廷自然是知道的,可也没办法,那地方兵荒马乱,只有李成梁镇得住,把他撤掉或者干掉,谁帮你干活?
所以自嘉靖以后,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,特别是辽东,虽然万历十九年(1591)李成梁退休了,但他的儿子还在。要知道,军阀的儿子,那还是军阀。
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,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。
在明代,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,建国之初待遇极高,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(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)。并形成了一个惯例:
如非武将、无军功,无论多大官,做了多少贡献,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。
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,干到太师,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,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。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,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,曾立下军功。
但这只是个特例,事实上,自宣德以来,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,这倒也不难理解,国家不打仗,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。
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,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,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,真正拿刀拼命的,往往为人所鄙视。
被人鄙视久了,就会自己鄙视自己。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,纷纷努力学习文化,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,以显示自己的“儒将”风度。
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,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,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,说这些人是“举笔如扛鼎”,虽说损人,却也是事实。
所以折腾来折腾去,书没读几本,本事却丢光了,为了显示风度,军事训练、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——怕人家说粗俗,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,战斗力也远不如前。
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(三言的作者)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,说有一位武将,上阵打仗,眼看就要被人击败,突然间天降神兵,打垮了敌人。此人十分感激,便向天叩头,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。
神仙回答:我是垛子(注意这个称呼)。
武将再叩首,说我何德何能,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。
垛子神却告诉他:你不用谢我,我只是来报恩的。
武将大惊:我何曾有恩于尊神?
垛子神答道:当然有恩,平日我在训练场,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(从不曾一箭伤我)。
真是晕死。
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,职业前景也不光明,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。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,基本上算是绝迹了,具体说来,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。
第一种是当兵的,明代当兵的,无非是为混口饭吃,平时给长官种田,战时为国家打仗,每月领点死工资,不知哪天被打死。拿破仑说,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,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,混个百户、千户还是要的——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:兄弟们上!
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,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,开始了士兵突击,苦练杀敌保命本领。一般说来,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,有上进心和战斗力,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。
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,一般都是世家子弟,打从爷爷辈起,就干这行。一家人吃饭的时候,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,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,家教就是拳头棍棒,传统就是不喜读书,从小锦衣玉食,自然也不想拼命,啥也干不了,基本属于废品。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,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。
总体看来,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,但特例也是有的,比如李如松。
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,那是极其贴切的,由于他爹年年杀人,年年提干,他还没到三十岁时,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,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,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。想当年,戚继光继承的,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,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,才能顺利接班。
李如松自然不同,他不是袭职,而是荫职。简单说来,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,直接就能干。
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,一种是自己的职务,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(荫职)。因为干武将这行,基本都是家族产业,所谓人才难得,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,你的后代又不读书(很有可能),找不到出路,也还能混口饭吃,安置好后路,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。
前面是老子的饭碗,后面是儿子的饭碗,所以更难升,也更难得。
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,先辈也还混得不错,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(世袭),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,也相当不错了。
说到底,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,万历三年的时候,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,朝廷的一品大员,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,那是一点也不过分。
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,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,万历十一年(1583),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。
山西总兵,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,握有重兵,位高权重。
而这一年,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。
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,要知道,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,就已经算是很快了。所以不久之后,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,说李如松年级轻轻,身居高位,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,实在不应该。
客观地说,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,但事实证明,有理比不上有后台。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,保了李如松,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。
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,万历十五年(1587),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,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,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。
一般说来,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,表现不外乎两种,一种是特低调,特谦虚,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;另一种是特狂妄,特嚣张,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,不幸的是,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。
根据各种史料记载,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,很有点武将之风——打人从来不找借口,就没见他瞧得上谁,因为这人太狂,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。
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,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,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,见面也不打招呼,二话不说,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。
大家都傻了眼。
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,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,而按照明朝的规矩,以文制武,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。李公子却仗势欺人,看巡抚大人不顺眼,非要搞特殊化。
许守谦脸色大变,青一阵白一阵,又不好太发作,他的下属,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,上前就劝,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,坐到一边去,让巡抚好下台。
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,坐着不动窝,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,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,你能把我怎么样?
很巧,王参政也是个直人,于是他发火了。
王参政二话不说,卷起袖子上前一步,就准备拉他起来。
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,李如松岂肯吃亏,看着对方上来,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,好歹是被人拉住了。
许巡抚是个老实人,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,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,投机一把,便连夜上书,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,应予惩戒。
事实证明,干御史告状这行,除了胆大手黑,还得看后台。
奏疏上去之后,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——王之栋无事生非,罚俸一年。
但在这个世界上,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,王之栋倒下来,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,大家一拥而上,纷纷弹劾李如松,说什么的都有,舆论压力甚大。
这么多人,这么多告状信,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,但耐人寻味的是,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,毫发无伤。大家就奇了怪了,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?
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,你们的奏疏,皇帝都是看过的。大家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。
说来也怪,万历对戚继光、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,却单单喜欢李如松,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,对他十分欣赏,且刻意提拔,有他老人家做后台,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。
简单说来,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,却不知谦逊,且嚣张至极,到哪里都讨人嫌,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。
但我们也不得不说,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。
【李如松的实力】
万历二十年(1592),宁夏发生叛乱,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,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然而叛乱逐渐扩大,眼看不管是不行了,便下令出兵平叛。
戚继光已经死了,李成梁又退了休,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,于是万历命令,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,前去平叛。
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,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,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,事实上,他带领的,是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各省的援军,也就是说,只要是平叛的部队,统统都归他管,不受地域限制,权力极大,类似于后来的督师,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。
而在以往,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,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,李如松是第一个。
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,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,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,不服管,合理化建议也不听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,先去信劝他收敛点,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,理都不理,石星气得不行,就告到了皇帝那里。
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,下了个命令,让李如松注意影响,提督还是照做,跟没说没两样,石星丢尽了面子,索性也不管了,只是放话出来:纨绔子弟,看他如何平叛!
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:纨绔子弟,就一定没有能力吗?
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,在那里,他遇到了叛军,还有麻贵。
麻贵,大同人,时任宁夏总兵,和李如松一样,他也是将门出身,但要论职业发展,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
早在嘉靖年间,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,打了若干年,若干仗,到了隆庆时期,才混到个参将,然后又是若干年,若干仗,到万历年间,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,万历十年(1582)修成正果,当上了宁夏总兵。这一路走来,可谓是一步一个坑,吃尽了苦,受够了累。
人比人,那真是气死人,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,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,现在更是摇身一变,当了讨逆总司令,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,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。
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,李如松就发火了,刚来没几天,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,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:无能。
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,李如松到来的时候,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,退守坚城,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,并日夜不停攻打,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,小打小守,大打大守,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,却毫无进展。
麻贵打了多年仗,是军队的老油条,且为人高傲,动辄问候人家父母,平时只有他骂人,没有人骂他。
但这次挨了骂,他却不敢出声,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,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,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,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,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:敌军坚守不出,城池高大,十分坚固,实在很难打,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:我不行,您看怎么办?
虽然麻贵识相,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,一点不消停,接着往下骂,麻贵一咬牙,就当是狗叫吧,骂死也不出声,等到李如松不骂了,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,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:
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,装上土,过几天我要用。
攻城要布袋作甚?麻贵不知道为什么,也不敢问为什么,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,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,他还要挨第二次骂。
几天之后,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,满意地点了点头,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——堆。
麻贵这才恍然大悟。
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,既然敌城高大,难以攻打,那就找土袋打底,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,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,简单,却实在是个好办法。
就这么一路往高堆,眼看差不多了,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,架云梯,准备登城。
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,很有两下子,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,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,打退了明军的进攻。
敌人如此顽强,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,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,在深夜发动进攻,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,领导带头爬云梯,无奈叛军十分强悍,掀翻云梯,打退了明军,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,好在并无大碍。
进攻再次受阻,李如松却毫不气馁,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,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——组建敢死队。
所谓敢死队,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,龚子敬思虑再三,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(客观事实),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,先请吃饭,再给重赏,要他们卖命打仗,攻击城池南关。
要说还是苗兵实在,吃了人家的,感觉过意不去,上级一声令下,个个奋勇当先,拼死登城,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,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。
李如松见状,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,眼看就要一举拿下,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,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,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,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。
明军攻城失败,麻贵却有些得意:说我不行,你也不怎样嘛。
但让他吃惊的是,李如松却不以为意,非但没有愁眉苦脸,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,颇有点郊游的意思。
几天后,他又找到了麻贵,让他召集三千士兵,开始干另一件事——挖沟。
具体说来,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,由高至低,往城池的方向推进,这种作业方式,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——水攻。
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,终于发现,叛军城池太过坚固,如果硬攻,损失惨重不说,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。
但同时他也发现,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,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,于是……
这回哱拜麻烦了,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,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,只能天天挖土堵漏,面对茫茫一片大水,想打都没对手,手足无措。
此时,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,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,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,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——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
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,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,一群骑兵快速冲出,向远处奔去——那里有叛军的援军。
明军似乎毫无准备,这群人放马狂奔,竟未受阻挡,突围而去。
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,高兴了一阵后,他们惊奇地发现,在自己的前方,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,而且看起来,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。
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,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,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,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,死的死,降的降。
由始至终,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。
他水攻城池,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,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,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,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
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——叛军援军还是来了。
其实来也不奇怪,围城都围了那么久,天天枪打炮轰,保密是谈不上了,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,如果内外夹攻,战局将会非常麻烦。
麻贵一头乱麻,赶紧去找李如松,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,只说了一句话:
管他城内城外,敌军若来,就地歼之!
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,且人数众多,有数万之众,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,明军即将败退,胜利触手可得!
然而不久之后,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,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。
麻贵再次大开眼界,在这次战役中,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。
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,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,亲自上阵,更让麻贵吃惊的是,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,冲锋在前!
和西方军队不同,中国军队打仗,除了单挑外,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。这是很明智的,中国打仗规模大,人多,死人也多,兵死了可以再招,将军死了没地方找,也没时间换,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,所以一般说来,能不冲就不冲。
明军也不例外,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,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,喜欢当前锋外,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,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,很是风光了几回,但自此之后,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,包括戚继光在内。
但李如松不同,他带头冲锋,那是家庭传统,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,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,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,带头砍人,老子英雄儿好汉,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。
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,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,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,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,竟然还能发动反攻。
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,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,被对方一冲,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。而此时,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——谁也不许跑,但凡逃跑的,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。
他也不甘寂寞,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(手斩士卒畏缩者),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,士兵们终于认定,还是回去打仗的好。
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,援军败退而去,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。
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,哱拜又发现,经过多日水泡,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,防守极其薄弱。
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,都已经认定,战争即将结束,只剩下最后的一幕。
在落幕之前,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,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。
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——进攻北关,因为瞎子也看得见,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。
李如松点了点头,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。
但是接下来,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:
全军集合,于北关攻击开始后,总攻南关!
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,所以进攻南关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兵者,诡道也。
从那一刻起,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,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,他知道,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,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。
进攻开始了,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,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,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,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,亲自登云梯爬墙,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。
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,正是麻贵,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,他已经心服口服,甘愿步其后尘,但他不会想到,五年之后,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。
看见明军入城,叛军们慌不择路,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,比小兵反应快得多,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,并召集其余叛军,找李如松谈判,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,是受了这两人的骗,现在看到你入城,已然悔过自新,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。
李如松想了一下,说:好,放下武器,就饶了你。
哱拜松了口气,投降了。
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,由于其规模巨大,影响深远,史称“万历三大征”宁夏之乱。当然,关于哱拜的结局,还要交代一句。
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:尽灭拜(哱拜)族。
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。
投降?早干嘛去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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