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章 二次摊牌
【烽火再起】
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,作为一个局外人,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,且不怕坐牢,不怕杀头,义无反顾,实在让人费解。
一个混混,不远千里,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,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,在我看来,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。
但既然是掺和,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。因为就算是混混,也得挣钱吃饭。可由始至终,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,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,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,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,他是真想干点事的。
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: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,外交政治也是混,不过,绝不是他那个混法。如果胡混一气,是要掉脑袋的。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十二月七日,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:说过的话,签过的字,不是说赖就能赖的。
小西飞来了,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,他作为日本的使者,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。
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,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,而日方使者到来,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,到时双方一对质,事情穿帮,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。
人已经到京城了,杀人灭口没胆,逃跑没条件,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——日本、朝鲜也被他忽悠了,要冲出亚洲,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。
在沈惟敬看来,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,除非奇迹出现。
奇迹出现了。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十二月十九日,兵部尚书石星奉旨,与小西飞会谈。
在会谈中,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——真正的条件:
一、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。
二、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,但不允许日本入贡。
三、日本必须盟誓,永不侵犯朝鲜。
然后他告诉小西飞,如果同意,就有和平,如果拒绝,就接着打。
出发之前,小西飞被告知,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,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,如果一切顺利,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。
而现在他才知道,公主是没影的,割让朝鲜是没谱的,通商是没指望的。日本唯一的选择,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,然后收拾行李,滚出朝鲜,发誓永不回来。
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,他终于明白,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,自己又被忽悠了。
然而接下来,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。
面对石星,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:同意。
所谓同意,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,不要公主,不要通商,不再提出任何要求。
当然,这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结论是,小西飞撒了谎。
而只要分析一下,就会发现,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。
首先,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,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,事情办到这个地步,消息传回日本,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。
其次,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,对方又是这个态度,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“梦幻”七条,惹火了对方,来个“两国交兵,先斩来使”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当务之急,把事情忽悠过去,回家再说。
听到小西飞的回答,石星十分高兴,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,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。
可他万万没有想到,明神宗竟然不信!
要知道,这位皇帝虽然懒,却不笨,他得知此事后,当即表示叫来石星询问此事:如此之条件,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?
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,这么一问,算是彻底糊涂了,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。
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:
“明日,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,不得有误。”
之后还跟上一句:
“赵志皋随你一同去!”
赵志皋,时任大学士,特意交代把他拉上,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。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十二月二十日,第二次询问开始。
这次询问,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,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,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。
在众目睽睽之下,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,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,对答如流,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,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。
经过商议,石星和赵志皋联合作出了结论:小西飞,是可以相信的。
然而石星并不知道,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,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,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。
具体说来,是想到哪说到哪,捡好听顺耳的讲,动不动就是“天朝神威”之类的标志性口号,反正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。
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,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,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,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,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,谁也不清楚。
于是,大家都相信了。
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,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,成为了勘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。
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,虽然是后进之辈,在忽悠方面,小西飞却更进一步,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——除了忽悠别人,还忽悠自己。
事情是这样的,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,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,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,拿出了一份名单。
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,小西行长草拟的,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,大都是日军的将领,在出发之前,他交给了小西飞,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,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。
事已至此,小西飞十分清楚,所谓和谈,纯粹就是胡说八道,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,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,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,并告诉他们: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,希望明朝全部册封,不要遗漏。
明明知道是忽悠,竟然还要糊弄到底,可谓意志坚定,当然,也有某些现实理由——小西飞的名字,也在那份名单上。
更为搞笑的是,在交出名单之前,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,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,一个是加藤清正,另一个是黑田长政。
之所以这么干,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,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,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、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,平时经常对骂,作战也不配合,小西行长对此二人恨之入骨。
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,加藤清正气得跳脚: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,你都不列我的名字?跟你拼了!
等到后来回了日本,这几位也不消停,继续打继续闹,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,才算彻底了结。这都是日本内政,在此不予干涉。
综观整个谈判过程,从忽悠开始,以胡扯结束,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,丰臣秀吉、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,并最终达成了协议,实在是可喜可贺。
而更值得夸奖的,是日本人的执着,特别是小西行长,明知和谈就是胡扯,册封就是做梦,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,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。
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、极为可笑的事情,但至少到现在,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,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,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。
这关终于过去了,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,不过,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。
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,万历二十三年(1595)正月,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,对日本下发了谕旨,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,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,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。
沈惟敬无可奈何,只得上路,可还没等到日本,就出事了。
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,应该说,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,具体说来,就是胆小。
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,但一向是大门不出,二门不入,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,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,心里很不情愿,但不去又不行,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。
就这么一路走,一路磨,到了朝鲜釜山,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,当即大惊失色,汗如雨下。
其实这也没什么,反正没到日本,回头就是了,浪费点差旅费而已。
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,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,连夜就逃了。
消息传回北京,明神宗大怒,下令捉拿李宗城,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,沈惟敬为副使,继续出访日本。
于是,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,在经历这场风波后,终于在七月渡海,到达日本。
对于他们的来访,丰臣秀吉十分高兴,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,并决定,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。
九月,双方第一次见面,气氛十分融洽,在这一天,杨方亨代表明神宗,将冠服、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。
丰臣秀吉异常兴奋,在他看来,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,是表示对他的妥协,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,也即将到手。
因为第二天,明朝的使者,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,在那封诏书上,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。
但沈惟敬很清楚,当明天来临,那封谕旨打开之时,一切都将结束。事情已经无可挽回,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,不识字(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,几乎全部使用汉字),或者……奇迹再次出现。
想来想去,毫无办法,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,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,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。
然而他并不知道,在那个夜晚,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。
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,小西行长慌了手脚。因为在此之前,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,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。
不是不想说,而是不能说。
自和谈开始,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,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,就该割地,就该和亲。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,告诉他:其实你被忽悠了,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,也不打算跟你谈判。其后果,是不堪设想的。
更为严重的是,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,一旦出了事,背黑锅的都找不到。
那就忽悠吧,过一天是一天。
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,冠服也送了,诏书明天就读,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。
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,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,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于是,在那个夜晚,他去找了一个人。确切地说,是个和尚。
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,但凡宣读重要文书,都要找僧人代劳,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,和尚地位高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和尚有文化,一般不说白字。
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,他找到那位僧人,告诉他,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,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,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,一律跳过,不要读出来。
当然某些嘱托,比如要是你读了,我就怎么怎么你,那也是免不了的。
安排好一切后,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,闹到这个地步,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。
无论如何,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。
第二天,会议开始。
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,这是一次空前,团结的大会。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,大小诸侯外,德川家康也来了。
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,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,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,到位的。
更为破天荒的是,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,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,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(皆着明服相陪)。
然后他屏息静气,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。
依照程序,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。
此刻,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,他知道,奇迹不会再次发生。
小西行长也很慌张,虽然事先做过工作,心里有底,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,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。
总而言之,大家都很紧张。
但最紧张的,却是那个和尚。
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,让他跳读的时候,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——要没问题,鬼才找你。
而在浏览诏书之后,他已然确定,捧在自己手上的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。
全读吧,要被收拾;不读,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。
激烈斗争之后,他终于做出了抉择,开始读这封诏书。
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,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。
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,他终于确信,忽悠这一行,是有报应的。
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,表情却相当轻松,毕竟看敌人出丑,感觉是相当不错的。
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,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最失态的,是丰臣秀吉。
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,越听脸色越难看,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,终于忍不住了。
他跳了起来,一把抢过诏书,摔在了地上,吐出了心中的怒火:
“我想当王就当王(吾欲王则王),还需要你们来封吗?!”
被人当傻子,忽悠了那么久,发泄一下,可以理解。
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,先算帐。
第一个是沈惟敬,毕竟是外国人,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,训了他一顿,赶走了事。
第二个是小西行长,对这位亲信,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,手一挥,立马拉出去砍头。
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,大家纷纷替他求饶,碍于情面,打了一顿后,也就放了。
除此二人外,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。
然后是宣战。
窝囊了这么久,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。所以这一次,他再次押上了重注。
万历二十四年(1596)九月,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,组成八军:
第一军:指挥官加藤清正,一万人。
第二军:指挥官小西行长,一万四千人。
第三军:指挥官黑田长政,一万人。
第四军:锅岛植茂,一万两千人。
第五军:岛津义弘,一万人。
第六军:长宗我部元津,一万三千人。
第七军:蜂须贺家政,一万一千人。
第八军:毛利秀元,四万人。
基本都是老相识,就不一一介绍了。
以上人数共十二万,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,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。
相对而言,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,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。
日军加紧准备之时,明朝正在搞清算。
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,本来是带兵的,被派去和谈,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,只好自己接班,临危受命跑到日本,刚好吃好住了几天,还没回过味来,对方又突然翻了脸,把自己扫地出门,算是窝囊透了。
当然了,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,也还不算迟钝,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,事情到底怎么回事,他还不大清楚,沈惟敬也不开口,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,加上四处找人谈话,他终于明白,原来罪魁祸首,就在自己身边。
水落石出,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,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,开溜了。
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反正也跑不出地球。杨方亨一气之下,直接回了北京。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,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这下皇帝也火了,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,找来找去,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,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,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,关进了诏狱,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,杀了。
沈惟敬这一生,是笔糊涂帐,说他胆小,单身敢闯日军大营;说他混事吹牛,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,说他误国,一没割地,二没赔款,还停了战。
无论如何,还是砍了。
从他的死中,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:
有些事不能随便混,有些事不能混。
倒霉的不只沈惟敬,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,石星也未能幸免,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,气急败坏之余,写就奇文,摘录如下:
〖“前兵部尚书石星,欺君误国,已至今日,好生可恶不忠,着锦衣卫拿去,法司从重拟罪来说!”〗
看这口气,那是真的急了眼了。
很快,石星就被逮捕入狱,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,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,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,竟然死在了里面。
所谓皇帝一发火,部长亦白搭,不服不行。
既然谈也谈不拢,就只有打了。
但具体怎么打,就不好说了。要知道帮朝鲜打仗,那是个赔本的买卖,钱也不出,粮也不出,要求又多,可谓是不厌其烦,所以在此之前,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,其中有这样一句话:
“宜自防,不得专恃天朝”。
这句话通俗一点说,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,不要老烦别人。
而且当时的明朝,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,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,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,懂点道理。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、屡教不改,直到今天,似乎也没啥改进。
但无论如何,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,于是经过综合考虑,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,如下:
吴惟忠,三千七百人。
杨元,三千人。
完毕。
看这架势,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。
虽然兵不多,将领还是配齐了,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。
第一个人,叫杨镐,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,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,负责管理朝鲜军务。
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,当然,不是什么好的影响。
杨镐这个人,实在有点搞。所谓搞,放在北京话里,就是混;放在上海话里,叫拎不清;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,叫无厘头。
其实,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,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,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,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,相关史料上,是这样说的:
所过地方,日食蔬菜,亦皆拔银留办。
这意思是,杨镐兄的军纪很好,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,概不拖欠。这么大方的主,印象不好,才是怪事。但能不能打仗,那就另说了。
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,杨镐先后当过知县、御史、参议、参政,从政经验十分丰富,仗他倒也打过,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,还曾立过功。不过这次到朝鲜,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。
因为就在不久前,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,结果打了败仗,死伤几百人,本来要处理他,结果正好朝鲜打仗,上面顺水推舟,让他戴罪立功,就这么过来了。
戴罪,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,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,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。
客观地讲,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,而且品行不错,做事细致,但他的优点,恰好正是他的缺点。
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:大事不糊涂,小事必然糊涂。
这是一句至理名言,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,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,是不可能的。
李如松是个明白人,他知道自己是军人,军人就该打仗,打赢了就是道德,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。
杨镐是个搞人,而搞人,注定是要吃亏的。
幸好,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。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送别了李如松后,麻贵来到了延绥,担任总兵,继续他的战争事业。在这里,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,立了无数大功,得了无数封赏。到了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终于腻了。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。
考虑到他劳苦功高,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,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。
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,万历二十五年(1597),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,麻贵起复。
而他被委任的职务,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,兼任朝鲜提督。
接到命令后,麻贵立即上路,没有丝毫推迟。他很清楚,几年前,那个无与伦比的人,曾担任过这个职务,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。
四年前,我跟随着你,爬上了城楼,现在,你未竟的事业,将由我来完成。
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,万历二十五年(1597)七月七日,他已抵达汉城,开始筹备作战。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,他判定,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,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但事实上,他的判断是错误的,时间并非不多,而是根本没有。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七月二十五日,全面进攻开始。
日军十二万人,分为左右两路,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,率四万九千人,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。
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,统军六万五千人,进攻全州。
从军事计划看,日军的野心并不大,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,只求稳扎稳打,先占领全罗道,以此处为基地,逼近王京。
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,那也不对,因为在南原和全州,也有军队驻守。
比如南原,守将杨元,守军三千人。
比如全州,守将陈愚衷,守军两千五百人。
经过计算结果如下,攻击南原的日军,约为守军的倍。而攻击全州的日军,约为守军的26倍。
大致就是这么回事。算起来,估计只有神仙,才能守住。
杨元不是神仙,但也不是孬种,所以南原虽然失守,却一点也不丢人。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,杨元拼死抵抗,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,身负重伤,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,其余部队全部阵亡。
相对而言,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,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,一点也不愚忠,倒是相当灵活,听说日军进攻,带着兵就溜了,所部一点也未损失。
南原和全州失陷了,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,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,四年之后,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
【胜负之间】
杨元逃回来了,麻贵亲自接见了他,并对他说了一句话:
“南原之败,非战之罪”。
想想倒也是,几千人打几万人,毕竟没有投降,也算不错了。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,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。
但是,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
事实上,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,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——“按军法,败军则诛”。
所谓“非战之罪”,并不代表“非你之罪”。虽然杨元很能打,也很能逃,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,丢了就要负责任。数月之后,他被押到辽阳,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。
麻贵很理解杨元,却仍然杀掉了他,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,去告诉所有人:这场战争,不胜,即死!
现在,摆在麻贵眼前的,是一个极端的危局。
攻陷全州后,日军主力会师,总兵力已达十余万,士气大振,正向王京进军。
此时,另一个坏消息传来,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,全军覆灭。
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,但必须承认,搞起政治斗争来,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。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,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。
这次遭殃的,是李舜臣,击退日军后,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,统帅忠清、全罗、庆尚三道水军,大权在握,十分风光。
十分风光的结果,是十分倒霉。还没得意几天,就有人不高兴了,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,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,整了李舜臣一把。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,只保住了一条命,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。
而元均则得偿所愿,官运亨通,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,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,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——在享受权力的同时,还要承担义务。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六月,元均走马上任,七月七日,日军来袭。
从技术角度讲,打仗是个水平问题,能打就打得赢,不能打就打输。而元均,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。
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,就其指挥水准而言,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,但很不幸的是,和李舜臣比起来,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。
双方交战没多久,不知是队形问题,还是指挥问题,朝军很快不支,死伤四百余人。元均随即率军撤退,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。
七月十五日,逃了一星期后,元均被日军追上了。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,朝军再次大败,元均再次逃窜。
七月二十三日,又是一个星期,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。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,朝军又大败,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,他没有再逃下去——当场战死。
经过几次海战,日方不费吹灰之力,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,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。
朝军完了,明朝水师人数很少,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,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,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——王京。
镇守王京的将领,是麻贵,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,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。
对于这个数字,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,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,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,请求放弃王京后撤。
邢玠的答复很简单:不行。
既然领导说不行,那就只有死磕了。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,自己可以杀杨元,邢玠就能杀自己。
但手下就这么点人,全带出去死拼,拼未必有效果,死倒是肯定的。琢磨来琢磨去,麻贵决定:打埋伏。
经过仔细筹划,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,此地不但地势险要,而且丛林众多,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。
九月六日夜,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,深夜出城,前往稷山设伏。
他很清楚,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,如伏击不能成功,待日军前来,就只能成仁了。
生死成败,一切都在冥冥之中。
九月七日,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。
在日军指挥官看来,眼前形势很好,不是小好,是大好,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,无论如何是赢定了。
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,他们纷纷表示,在进入王京时,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,绝不辜负此行。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,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,力求先抢,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。
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。
拂晓,日军进入伏击圈,明军指挥,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。
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,明军又极狡猾,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,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,所以虽然杀声震天,人却是一个皆无。挨了打又找不着主,日军越发慌乱。
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,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,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,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,只得落荒而逃。
眼看时机成熟,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,两千明军全线出击,奋勇追击日军。
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,简单说来,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,且穷追不舍。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,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,留下这样的记载:稷山之战,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,布满山林,不见首尾(遍山盈野)。
只有鬼才知道,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,是从哪里寻来的。
就这样,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,损失极为惨重,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,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,才告结束。
此战,日军大败,阵亡八百余人,伤者不计其数,史称“稷山大捷”。
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,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,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。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,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,是一个更大的陷阱。
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。
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,此后,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。
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,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。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,他已完成了部署,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,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,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,已经达到五万。
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,但已于事无补,随即全军撤退,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,离下海只差一步。
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,麻贵知道,该轮到自己了。
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,放心大胆地下海,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。
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:
左路军,统帅李如梅,杨镐,一万六千人,进军忠州。
中路军,统帅高策,一万一千人,进军宜宁。
右路军,由麻贵亲率,一万四千人,进军安东。
此外,朝军一万余人,进军全州。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,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,正是日军的集结地,而他们,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。
中路军的前方,是泗川,这里驻扎的,是日军岛津义弘部。
朝军的前方,是顺天,呆在此地的,是日军小西行长部。
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,然而,他们是不会进攻的。
派出这两支部队,只为一个缘由——迷惑敌人。
日军有十二万人,明军只有四万,所以分别击破,是明军的唯一选择。
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,是蔚山。
蔚山,是釜山的最后屏障,战略位置极为重要,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,是日军的重要据点。
麻贵据此判定,只要攻占蔚山,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,阻其退路,全歼日军。
驻守蔚山的,是加藤清正,兵力约为两万,就人数而言,并不算多,看上去,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。
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,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,在布阵上很有一套。顺天、泗川、蔚山各部日军,摆出了品字型阵型,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,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。
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,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、泗川,造成假象,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。此后,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,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,以降低日军的警觉。
一切都按计划进行,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十二月二十日,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,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,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。
明军即将亮出屠刀,敌人却还在摸黑。相对而言,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,接到敌情通报后,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,严防死守,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,由于没有任务,竟然离开了蔚山,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。
将领水平如此低下,当兵的还不挨打,那就没天理了。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十二月二十二日夜,明军从庆州出发,黎明到达蔚山,进攻正式开始。
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,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,对于这群不速之客,日军毫无思想准备,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,损失惨重。
明军乘胜追击,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,日军全线退守城内。
明军进攻之时,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,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——没有最慢,只有更慢。
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,之前毫无准备不说,仗打了一天,日军快马来报,他竟然还不相信,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,他才大惊失色,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。
二十三日夜,各路明军陆续到齐,除左路杨镐、右路麻贵外,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,共四万余人,成功实现合围。
对麻贵而言,一切都很顺利,三个月前,他仅凭七千余人,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,两个月后,他得到了增援,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,包围了敌城。现在,他相信,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。
实在太顺利了,顺利得超出了想象。
古语云:反常者必不久。
第二天,事情出现了变化。
明军没有丝毫松懈,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,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,日军虽顽强抵抗,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,逐渐不支,而更出奇的是,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,城内突起大火,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,随即撤往内城高地。
到目前为止,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,现在,他准备哭了。
日军盘踞的地方,叫做岛山营,此地建于陡坡上,城墙由石块筑成,极其坚固,是加藤清正的杰作。
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,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,实在是惨不忍睹,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,在某些方面,他还是很有水准的,比如说——搞工程。
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,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,工作认真细致,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,都出自他的手笔。而岛山营,正是他的得意之作。
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,打仗就是其中之一。
明军士气旺盛,人多势众,火炮齐发,日军士气低落,人少势孤,枪炮很少,无论怎么分析,明军都是稳赢的。
但现实是残酷的,明军的攻击失败了,只有一个原因——地形。
日军城池依山而建,不但高,而且陡,云梯架不上,弓箭也射不到,火炮虽有效果,但面对石头城,杀伤力有限,加上敌军防守严密,明军仰攻一天,毫无建树,只能收兵回营。
弓箭火炮都不顶用,云梯又太短,想来想去,也只有爬了。
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,在炮火的掩护下,明军开始爬山。
二十六日,明军休息,朝军奉命爬山,被击退。
二十七日,明军继续爬山,未果。
二十七日夜,经过商议,明军决定改变策略,以炮火掩护,准备柴草,借火箭射入城,发动火攻。
二十八日,大雨。
从天堂到地狱,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。攻击不利,好不容易想了个招,又被天气搅乱了。但事实上,一切才刚开始,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,而他刚进门。
就在二十八日下午,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——小西行长就要来了。
作为兵力最多,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,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,率领船队日夜兼程,向蔚山赶来。加藤清正可以死,但蔚山不能丢,虽说平时势不两立,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,只能拉兄弟一把了。
形势越来越严重了,目前久攻不下,士气不振,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,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。
敌人越来越多,没有预备队,没有援军。打到这个份上,如稍有不慎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许多将领纷纷建议,应尽早撤退。
经过慎重考虑,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——围城。
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,但麻贵坚信,自己是正确的。
他敏锐地意识到,如果就此撤退,敌军将趁势追击,大败不可避免,虽然日军援军已到,但决定战斗成败的,却是城内的敌人。只要残敌覆灭,胜利仍将属于自己。
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,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,组织火炮弓箭,加强防御。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,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,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,总之一句话:打不死,就围死!
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。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,日军却更惨,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,城内没有水源,只能喝雨水,粮食吃光了,石头又不能啃。打仗还能提提神,不打就真没办法了。
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,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,表示希望讲和,杨镐倒也实在,说你出来吧,出来我和你谈判。
加藤清正回复,你们明朝人不守信,我不出来。
在我看来,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。
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,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,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,躲入城的,由于没有粮食衣被,许多都冻饿而死,到万历二十六年(1598)正月初一,城内仅余四千余人。
麻贵十分肯定:敌人,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
可这一口气,终究没能挺过去。
到目前为止,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,从假象、兵力部署、战略战术、计划变更,都无一失误。
综观整个战役,他只犯了两个错误,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。
然而成败,正是由细节决定的。
第一个错误的名字,叫做心态。
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,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,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: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,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。日军如果丢失蔚山,就会失去退路,除了下海喂鱼,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。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,就是顽抗到底。
而明军作为进攻方,占据优势,就算战败,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,毕竟是公家的事儿,犯不着玩命。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,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,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。
正月初二,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,明军拼死作战,终于遏制了日军,暂时。
正月初三,日军发动猛攻,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,再次抵挡了进攻,但士气已极度低落,开始收缩阵地。
正月初四,麻贵做出决定,撤退。
事情已经很明显,敌人异常顽强,此战已无胜利可能,如不立即撤退,必将全军覆灭。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,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——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,其他部队随后跟上,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。
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,他交给了杨镐。
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。
在接到撤退命令后,杨镐带队先行,开始一切都很顺利,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,但随着部队的行进,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,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,唯恐被丢下,开始喧哗起来。
应该说,在撤退中,这种事情是难免的,如能及时控制,就能平息风波。退一步讲,就算杨镐没能力,控制不住,毕竟有人殿后,也不至于出大事。
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,嘈杂的叫喊声中,杨镐慌乱了。
这个厚道的老好人,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,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,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。
面对眼前的乱局,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——逃跑。
局势再也无法挽回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,撤退就是逃跑,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:撤退是慢慢地跑,有组织地跑,而逃跑的主要内容,只有跑。
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,领导有跑的权力,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。一个跟着一个,明军很快大乱,四散奔逃。
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,明军大败,伤亡惨重,余部退回庆州。
蔚山之战就此失败。
此战,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,进攻受挫,战线收缩至王京,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,无力发动反击,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。
战争最残酷的地方,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,有多少财产损失,而是它一旦开始,就很难停止。
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,可要真打起来,那就痛苦了。双方各出奇谋,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,全都往死里掐,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,当场掐死了还好,赔款割地,该干嘛就干嘛。最恶心人的,就是死掐偏掐不死,你能打,我也不差。
但凡遇到这种情况,双方都头疼,要不打吧,死了那么多人,花了那么多钱,这笔帐找谁算?更何况,还有一个面子问题。
麻贵面临的,就是这种状况。
蔚山战役之后,明军开始收拾残局。
第一件事是整军队,麻贵亲自出马,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,并向朝廷打报告,要求增兵。
第二件事是整人,也就是追究责任,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。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,仗打成这样,作为主要责任人,处罚是免不了的。
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,搞得皇帝也怒了,本打算劈他,大臣求情,这才罢官免职,没挨那一刀。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,后面再说。
善后处理圆满结束,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。
日本方面力不从心,很想和谈。打到今天,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,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,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,挽回面子,才好走人。
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,根本就没想过谈判,别说割地赔款,连路费都不打算出,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。
谈是谈不拢了,可要打也打不起来。日军虽然人多,但之前被打怕了,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,不敢进犯。估计是学精了,占多少是多少,死赖着不走。
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,总想赶人下海,无奈兵力实在太少,有心而无力,只能在原地打转。
总而言之,谁也奈何不了谁,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,继续等待。
等着等着,日军开始吃不消了。因为他们部队太多,且长期出差在外,国内供养不起,又没人种田,只能陆续往回拉人,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。
与此同时,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,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,总数已达七万。
明军从未如此强大,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,于是麻贵认为,行动的时候到了。
万历二十六年(1598)七月,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:
东路军,由麻贵亲率,所部三万人,攻击蔚山。
中路军,统帅董一元,所部两万六千人,攻击泗川。
西路军,统帅刘綎,所部两万人,攻击顺天。
九月七日,三路明军正式出征,这一次,没有假象,不用转弯,所有的军队,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。
在当时的麻贵看来,选择这个时候出征,实在是再好不过了。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,各部修整完毕。而在此期间,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。事实证明,这帮人除了当特务,干间谍也有一套,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,并提供了大量情报。
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,加上手里有了兵,麻贵相信,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。
但是他又错了。
麻贵不知道的是,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,却绝非尽善尽美,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,他们并未探知:
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八月,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,年六十三。
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,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,归于梦幻,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,却还远未结束。
丰臣秀吉死后,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,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,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:
极力争取议和,如议和不成,即全线撤退。
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十一月五日,此日之前,各军应严加布防,死守营垒,逃兵格杀勿论,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。
为保证撤退成功,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,仅有小西行长、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,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。
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,然而没有人相信,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,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。
于是,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,是日军最后的疯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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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,作为一个局外人,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,且不怕坐牢,不怕杀头,义无反顾,实在让人费解。
一个混混,不远千里,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,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,在我看来,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。
但既然是掺和,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。因为就算是混混,也得挣钱吃饭。可由始至终,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,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,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,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,他是真想干点事的。
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: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,外交政治也是混,不过,绝不是他那个混法。如果胡混一气,是要掉脑袋的。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十二月七日,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:说过的话,签过的字,不是说赖就能赖的。
小西飞来了,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,他作为日本的使者,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。
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,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,而日方使者到来,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,到时双方一对质,事情穿帮,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。
人已经到京城了,杀人灭口没胆,逃跑没条件,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——日本、朝鲜也被他忽悠了,要冲出亚洲,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。
在沈惟敬看来,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,除非奇迹出现。
奇迹出现了。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十二月十九日,兵部尚书石星奉旨,与小西飞会谈。
在会谈中,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——真正的条件:
一、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。
二、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,但不允许日本入贡。
三、日本必须盟誓,永不侵犯朝鲜。
然后他告诉小西飞,如果同意,就有和平,如果拒绝,就接着打。
出发之前,小西飞被告知,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,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,如果一切顺利,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。
而现在他才知道,公主是没影的,割让朝鲜是没谱的,通商是没指望的。日本唯一的选择,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,然后收拾行李,滚出朝鲜,发誓永不回来。
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,他终于明白,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,自己又被忽悠了。
然而接下来,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。
面对石星,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:同意。
所谓同意,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,不要公主,不要通商,不再提出任何要求。
当然,这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结论是,小西飞撒了谎。
而只要分析一下,就会发现,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。
首先,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,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,事情办到这个地步,消息传回日本,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。
其次,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,对方又是这个态度,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“梦幻”七条,惹火了对方,来个“两国交兵,先斩来使”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当务之急,把事情忽悠过去,回家再说。
听到小西飞的回答,石星十分高兴,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,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。
可他万万没有想到,明神宗竟然不信!
要知道,这位皇帝虽然懒,却不笨,他得知此事后,当即表示叫来石星询问此事:如此之条件,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?
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,这么一问,算是彻底糊涂了,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。
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:
“明日,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,不得有误。”
之后还跟上一句:
“赵志皋随你一同去!”
赵志皋,时任大学士,特意交代把他拉上,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。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十二月二十日,第二次询问开始。
这次询问,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,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,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。
在众目睽睽之下,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,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,对答如流,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,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。
经过商议,石星和赵志皋联合作出了结论:小西飞,是可以相信的。
然而石星并不知道,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,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,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。
具体说来,是想到哪说到哪,捡好听顺耳的讲,动不动就是“天朝神威”之类的标志性口号,反正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。
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,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,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,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,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,谁也不清楚。
于是,大家都相信了。
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,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,成为了勘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。
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,虽然是后进之辈,在忽悠方面,小西飞却更进一步,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——除了忽悠别人,还忽悠自己。
事情是这样的,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,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,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,拿出了一份名单。
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,小西行长草拟的,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,大都是日军的将领,在出发之前,他交给了小西飞,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,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。
事已至此,小西飞十分清楚,所谓和谈,纯粹就是胡说八道,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,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,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,并告诉他们: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,希望明朝全部册封,不要遗漏。
明明知道是忽悠,竟然还要糊弄到底,可谓意志坚定,当然,也有某些现实理由——小西飞的名字,也在那份名单上。
更为搞笑的是,在交出名单之前,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,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,一个是加藤清正,另一个是黑田长政。
之所以这么干,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,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,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、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,平时经常对骂,作战也不配合,小西行长对此二人恨之入骨。
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,加藤清正气得跳脚: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,你都不列我的名字?跟你拼了!
等到后来回了日本,这几位也不消停,继续打继续闹,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,才算彻底了结。这都是日本内政,在此不予干涉。
综观整个谈判过程,从忽悠开始,以胡扯结束,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,丰臣秀吉、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,并最终达成了协议,实在是可喜可贺。
而更值得夸奖的,是日本人的执着,特别是小西行长,明知和谈就是胡扯,册封就是做梦,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,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。
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、极为可笑的事情,但至少到现在,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,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,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。
这关终于过去了,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,不过,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。
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,万历二十三年(1595)正月,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,对日本下发了谕旨,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,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,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。
沈惟敬无可奈何,只得上路,可还没等到日本,就出事了。
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,应该说,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,具体说来,就是胆小。
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,但一向是大门不出,二门不入,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,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,心里很不情愿,但不去又不行,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。
就这么一路走,一路磨,到了朝鲜釜山,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,当即大惊失色,汗如雨下。
其实这也没什么,反正没到日本,回头就是了,浪费点差旅费而已。
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,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,连夜就逃了。
消息传回北京,明神宗大怒,下令捉拿李宗城,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,沈惟敬为副使,继续出访日本。
于是,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,在经历这场风波后,终于在七月渡海,到达日本。
对于他们的来访,丰臣秀吉十分高兴,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,并决定,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。
九月,双方第一次见面,气氛十分融洽,在这一天,杨方亨代表明神宗,将冠服、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。
丰臣秀吉异常兴奋,在他看来,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,是表示对他的妥协,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,也即将到手。
因为第二天,明朝的使者,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,在那封诏书上,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。
但沈惟敬很清楚,当明天来临,那封谕旨打开之时,一切都将结束。事情已经无可挽回,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,不识字(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,几乎全部使用汉字),或者……奇迹再次出现。
想来想去,毫无办法,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,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,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。
然而他并不知道,在那个夜晚,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。
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,小西行长慌了手脚。因为在此之前,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,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。
不是不想说,而是不能说。
自和谈开始,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,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,就该割地,就该和亲。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,告诉他:其实你被忽悠了,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,也不打算跟你谈判。其后果,是不堪设想的。
更为严重的是,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,一旦出了事,背黑锅的都找不到。
那就忽悠吧,过一天是一天。
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,冠服也送了,诏书明天就读,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。
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,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,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于是,在那个夜晚,他去找了一个人。确切地说,是个和尚。
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,但凡宣读重要文书,都要找僧人代劳,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,和尚地位高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和尚有文化,一般不说白字。
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,他找到那位僧人,告诉他,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,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,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,一律跳过,不要读出来。
当然某些嘱托,比如要是你读了,我就怎么怎么你,那也是免不了的。
安排好一切后,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,闹到这个地步,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。
无论如何,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。
第二天,会议开始。
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,这是一次空前,团结的大会。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,大小诸侯外,德川家康也来了。
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,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,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,到位的。
更为破天荒的是,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,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,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(皆着明服相陪)。
然后他屏息静气,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。
依照程序,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。
此刻,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,他知道,奇迹不会再次发生。
小西行长也很慌张,虽然事先做过工作,心里有底,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,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。
总而言之,大家都很紧张。
但最紧张的,却是那个和尚。
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,让他跳读的时候,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——要没问题,鬼才找你。
而在浏览诏书之后,他已然确定,捧在自己手上的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。
全读吧,要被收拾;不读,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。
激烈斗争之后,他终于做出了抉择,开始读这封诏书。
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,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。
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,他终于确信,忽悠这一行,是有报应的。
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,表情却相当轻松,毕竟看敌人出丑,感觉是相当不错的。
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,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最失态的,是丰臣秀吉。
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,越听脸色越难看,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,终于忍不住了。
他跳了起来,一把抢过诏书,摔在了地上,吐出了心中的怒火:
“我想当王就当王(吾欲王则王),还需要你们来封吗?!”
被人当傻子,忽悠了那么久,发泄一下,可以理解。
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,先算帐。
第一个是沈惟敬,毕竟是外国人,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,训了他一顿,赶走了事。
第二个是小西行长,对这位亲信,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,手一挥,立马拉出去砍头。
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,大家纷纷替他求饶,碍于情面,打了一顿后,也就放了。
除此二人外,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。
然后是宣战。
窝囊了这么久,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。所以这一次,他再次押上了重注。
万历二十四年(1596)九月,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,组成八军:
第一军:指挥官加藤清正,一万人。
第二军:指挥官小西行长,一万四千人。
第三军:指挥官黑田长政,一万人。
第四军:锅岛植茂,一万两千人。
第五军:岛津义弘,一万人。
第六军:长宗我部元津,一万三千人。
第七军:蜂须贺家政,一万一千人。
第八军:毛利秀元,四万人。
基本都是老相识,就不一一介绍了。
以上人数共十二万,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,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。
相对而言,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,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。
日军加紧准备之时,明朝正在搞清算。
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,本来是带兵的,被派去和谈,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,只好自己接班,临危受命跑到日本,刚好吃好住了几天,还没回过味来,对方又突然翻了脸,把自己扫地出门,算是窝囊透了。
当然了,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,也还不算迟钝,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,事情到底怎么回事,他还不大清楚,沈惟敬也不开口,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,加上四处找人谈话,他终于明白,原来罪魁祸首,就在自己身边。
水落石出,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,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,开溜了。
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反正也跑不出地球。杨方亨一气之下,直接回了北京。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,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这下皇帝也火了,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,找来找去,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,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,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,关进了诏狱,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,杀了。
沈惟敬这一生,是笔糊涂帐,说他胆小,单身敢闯日军大营;说他混事吹牛,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,说他误国,一没割地,二没赔款,还停了战。
无论如何,还是砍了。
从他的死中,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:
有些事不能随便混,有些事不能混。
倒霉的不只沈惟敬,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,石星也未能幸免,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,气急败坏之余,写就奇文,摘录如下:
〖“前兵部尚书石星,欺君误国,已至今日,好生可恶不忠,着锦衣卫拿去,法司从重拟罪来说!”〗
看这口气,那是真的急了眼了。
很快,石星就被逮捕入狱,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,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,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,竟然死在了里面。
所谓皇帝一发火,部长亦白搭,不服不行。
既然谈也谈不拢,就只有打了。
但具体怎么打,就不好说了。要知道帮朝鲜打仗,那是个赔本的买卖,钱也不出,粮也不出,要求又多,可谓是不厌其烦,所以在此之前,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,其中有这样一句话:
“宜自防,不得专恃天朝”。
这句话通俗一点说,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,不要老烦别人。
而且当时的明朝,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,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,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,懂点道理。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、屡教不改,直到今天,似乎也没啥改进。
但无论如何,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,于是经过综合考虑,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,如下:
吴惟忠,三千七百人。
杨元,三千人。
完毕。
看这架势,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。
虽然兵不多,将领还是配齐了,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。
第一个人,叫杨镐,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,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,负责管理朝鲜军务。
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,当然,不是什么好的影响。
杨镐这个人,实在有点搞。所谓搞,放在北京话里,就是混;放在上海话里,叫拎不清;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,叫无厘头。
其实,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,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,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,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,相关史料上,是这样说的:
所过地方,日食蔬菜,亦皆拔银留办。
这意思是,杨镐兄的军纪很好,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,概不拖欠。这么大方的主,印象不好,才是怪事。但能不能打仗,那就另说了。
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,杨镐先后当过知县、御史、参议、参政,从政经验十分丰富,仗他倒也打过,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,还曾立过功。不过这次到朝鲜,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。
因为就在不久前,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,结果打了败仗,死伤几百人,本来要处理他,结果正好朝鲜打仗,上面顺水推舟,让他戴罪立功,就这么过来了。
戴罪,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,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,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。
客观地讲,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,而且品行不错,做事细致,但他的优点,恰好正是他的缺点。
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:大事不糊涂,小事必然糊涂。
这是一句至理名言,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,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,是不可能的。
李如松是个明白人,他知道自己是军人,军人就该打仗,打赢了就是道德,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。
杨镐是个搞人,而搞人,注定是要吃亏的。
幸好,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。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送别了李如松后,麻贵来到了延绥,担任总兵,继续他的战争事业。在这里,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,立了无数大功,得了无数封赏。到了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终于腻了。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。
考虑到他劳苦功高,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,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。
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,万历二十五年(1597),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,麻贵起复。
而他被委任的职务,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,兼任朝鲜提督。
接到命令后,麻贵立即上路,没有丝毫推迟。他很清楚,几年前,那个无与伦比的人,曾担任过这个职务,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。
四年前,我跟随着你,爬上了城楼,现在,你未竟的事业,将由我来完成。
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,万历二十五年(1597)七月七日,他已抵达汉城,开始筹备作战。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,他判定,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,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但事实上,他的判断是错误的,时间并非不多,而是根本没有。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七月二十五日,全面进攻开始。
日军十二万人,分为左右两路,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,率四万九千人,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。
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,统军六万五千人,进攻全州。
从军事计划看,日军的野心并不大,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,只求稳扎稳打,先占领全罗道,以此处为基地,逼近王京。
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,那也不对,因为在南原和全州,也有军队驻守。
比如南原,守将杨元,守军三千人。
比如全州,守将陈愚衷,守军两千五百人。
经过计算结果如下,攻击南原的日军,约为守军的倍。而攻击全州的日军,约为守军的26倍。
大致就是这么回事。算起来,估计只有神仙,才能守住。
杨元不是神仙,但也不是孬种,所以南原虽然失守,却一点也不丢人。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,杨元拼死抵抗,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,身负重伤,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,其余部队全部阵亡。
相对而言,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,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,一点也不愚忠,倒是相当灵活,听说日军进攻,带着兵就溜了,所部一点也未损失。
南原和全州失陷了,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,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,四年之后,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
【胜负之间】
杨元逃回来了,麻贵亲自接见了他,并对他说了一句话:
“南原之败,非战之罪”。
想想倒也是,几千人打几万人,毕竟没有投降,也算不错了。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,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。
但是,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
事实上,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,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——“按军法,败军则诛”。
所谓“非战之罪”,并不代表“非你之罪”。虽然杨元很能打,也很能逃,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,丢了就要负责任。数月之后,他被押到辽阳,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。
麻贵很理解杨元,却仍然杀掉了他,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,去告诉所有人:这场战争,不胜,即死!
现在,摆在麻贵眼前的,是一个极端的危局。
攻陷全州后,日军主力会师,总兵力已达十余万,士气大振,正向王京进军。
此时,另一个坏消息传来,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,全军覆灭。
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,但必须承认,搞起政治斗争来,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。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,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。
这次遭殃的,是李舜臣,击退日军后,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,统帅忠清、全罗、庆尚三道水军,大权在握,十分风光。
十分风光的结果,是十分倒霉。还没得意几天,就有人不高兴了,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,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,整了李舜臣一把。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,只保住了一条命,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。
而元均则得偿所愿,官运亨通,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,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,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——在享受权力的同时,还要承担义务。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六月,元均走马上任,七月七日,日军来袭。
从技术角度讲,打仗是个水平问题,能打就打得赢,不能打就打输。而元均,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。
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,就其指挥水准而言,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,但很不幸的是,和李舜臣比起来,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。
双方交战没多久,不知是队形问题,还是指挥问题,朝军很快不支,死伤四百余人。元均随即率军撤退,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。
七月十五日,逃了一星期后,元均被日军追上了。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,朝军再次大败,元均再次逃窜。
七月二十三日,又是一个星期,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。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,朝军又大败,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,他没有再逃下去——当场战死。
经过几次海战,日方不费吹灰之力,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,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。
朝军完了,明朝水师人数很少,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,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,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——王京。
镇守王京的将领,是麻贵,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,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。
对于这个数字,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,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,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,请求放弃王京后撤。
邢玠的答复很简单:不行。
既然领导说不行,那就只有死磕了。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,自己可以杀杨元,邢玠就能杀自己。
但手下就这么点人,全带出去死拼,拼未必有效果,死倒是肯定的。琢磨来琢磨去,麻贵决定:打埋伏。
经过仔细筹划,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,此地不但地势险要,而且丛林众多,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。
九月六日夜,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,深夜出城,前往稷山设伏。
他很清楚,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,如伏击不能成功,待日军前来,就只能成仁了。
生死成败,一切都在冥冥之中。
九月七日,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。
在日军指挥官看来,眼前形势很好,不是小好,是大好,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,无论如何是赢定了。
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,他们纷纷表示,在进入王京时,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,绝不辜负此行。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,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,力求先抢,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。
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。
拂晓,日军进入伏击圈,明军指挥,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。
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,明军又极狡猾,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,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,所以虽然杀声震天,人却是一个皆无。挨了打又找不着主,日军越发慌乱。
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,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,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,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,只得落荒而逃。
眼看时机成熟,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,两千明军全线出击,奋勇追击日军。
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,简单说来,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,且穷追不舍。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,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,留下这样的记载:稷山之战,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,布满山林,不见首尾(遍山盈野)。
只有鬼才知道,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,是从哪里寻来的。
就这样,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,损失极为惨重,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,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,才告结束。
此战,日军大败,阵亡八百余人,伤者不计其数,史称“稷山大捷”。
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,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,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。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,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,是一个更大的陷阱。
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。
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,此后,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。
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,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。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,他已完成了部署,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,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,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,已经达到五万。
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,但已于事无补,随即全军撤退,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,离下海只差一步。
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,麻贵知道,该轮到自己了。
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,放心大胆地下海,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。
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:
左路军,统帅李如梅,杨镐,一万六千人,进军忠州。
中路军,统帅高策,一万一千人,进军宜宁。
右路军,由麻贵亲率,一万四千人,进军安东。
此外,朝军一万余人,进军全州。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,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,正是日军的集结地,而他们,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。
中路军的前方,是泗川,这里驻扎的,是日军岛津义弘部。
朝军的前方,是顺天,呆在此地的,是日军小西行长部。
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,然而,他们是不会进攻的。
派出这两支部队,只为一个缘由——迷惑敌人。
日军有十二万人,明军只有四万,所以分别击破,是明军的唯一选择。
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,是蔚山。
蔚山,是釜山的最后屏障,战略位置极为重要,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,是日军的重要据点。
麻贵据此判定,只要攻占蔚山,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,阻其退路,全歼日军。
驻守蔚山的,是加藤清正,兵力约为两万,就人数而言,并不算多,看上去,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。
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,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,在布阵上很有一套。顺天、泗川、蔚山各部日军,摆出了品字型阵型,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,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。
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,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、泗川,造成假象,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。此后,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,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,以降低日军的警觉。
一切都按计划进行,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十二月二十日,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,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,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。
明军即将亮出屠刀,敌人却还在摸黑。相对而言,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,接到敌情通报后,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,严防死守,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,由于没有任务,竟然离开了蔚山,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。
将领水平如此低下,当兵的还不挨打,那就没天理了。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十二月二十二日夜,明军从庆州出发,黎明到达蔚山,进攻正式开始。
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,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,对于这群不速之客,日军毫无思想准备,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,损失惨重。
明军乘胜追击,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,日军全线退守城内。
明军进攻之时,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,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——没有最慢,只有更慢。
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,之前毫无准备不说,仗打了一天,日军快马来报,他竟然还不相信,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,他才大惊失色,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。
二十三日夜,各路明军陆续到齐,除左路杨镐、右路麻贵外,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,共四万余人,成功实现合围。
对麻贵而言,一切都很顺利,三个月前,他仅凭七千余人,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,两个月后,他得到了增援,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,包围了敌城。现在,他相信,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。
实在太顺利了,顺利得超出了想象。
古语云:反常者必不久。
第二天,事情出现了变化。
明军没有丝毫松懈,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,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,日军虽顽强抵抗,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,逐渐不支,而更出奇的是,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,城内突起大火,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,随即撤往内城高地。
到目前为止,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,现在,他准备哭了。
日军盘踞的地方,叫做岛山营,此地建于陡坡上,城墙由石块筑成,极其坚固,是加藤清正的杰作。
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,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,实在是惨不忍睹,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,在某些方面,他还是很有水准的,比如说——搞工程。
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,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,工作认真细致,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,都出自他的手笔。而岛山营,正是他的得意之作。
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,打仗就是其中之一。
明军士气旺盛,人多势众,火炮齐发,日军士气低落,人少势孤,枪炮很少,无论怎么分析,明军都是稳赢的。
但现实是残酷的,明军的攻击失败了,只有一个原因——地形。
日军城池依山而建,不但高,而且陡,云梯架不上,弓箭也射不到,火炮虽有效果,但面对石头城,杀伤力有限,加上敌军防守严密,明军仰攻一天,毫无建树,只能收兵回营。
弓箭火炮都不顶用,云梯又太短,想来想去,也只有爬了。
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,在炮火的掩护下,明军开始爬山。
二十六日,明军休息,朝军奉命爬山,被击退。
二十七日,明军继续爬山,未果。
二十七日夜,经过商议,明军决定改变策略,以炮火掩护,准备柴草,借火箭射入城,发动火攻。
二十八日,大雨。
从天堂到地狱,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。攻击不利,好不容易想了个招,又被天气搅乱了。但事实上,一切才刚开始,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,而他刚进门。
就在二十八日下午,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——小西行长就要来了。
作为兵力最多,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,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,率领船队日夜兼程,向蔚山赶来。加藤清正可以死,但蔚山不能丢,虽说平时势不两立,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,只能拉兄弟一把了。
形势越来越严重了,目前久攻不下,士气不振,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,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。
敌人越来越多,没有预备队,没有援军。打到这个份上,如稍有不慎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许多将领纷纷建议,应尽早撤退。
经过慎重考虑,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——围城。
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,但麻贵坚信,自己是正确的。
他敏锐地意识到,如果就此撤退,敌军将趁势追击,大败不可避免,虽然日军援军已到,但决定战斗成败的,却是城内的敌人。只要残敌覆灭,胜利仍将属于自己。
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,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,组织火炮弓箭,加强防御。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,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,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,总之一句话:打不死,就围死!
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。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,日军却更惨,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,城内没有水源,只能喝雨水,粮食吃光了,石头又不能啃。打仗还能提提神,不打就真没办法了。
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,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,表示希望讲和,杨镐倒也实在,说你出来吧,出来我和你谈判。
加藤清正回复,你们明朝人不守信,我不出来。
在我看来,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。
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,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,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,躲入城的,由于没有粮食衣被,许多都冻饿而死,到万历二十六年(1598)正月初一,城内仅余四千余人。
麻贵十分肯定:敌人,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
可这一口气,终究没能挺过去。
到目前为止,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,从假象、兵力部署、战略战术、计划变更,都无一失误。
综观整个战役,他只犯了两个错误,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。
然而成败,正是由细节决定的。
第一个错误的名字,叫做心态。
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,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,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: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,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。日军如果丢失蔚山,就会失去退路,除了下海喂鱼,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。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,就是顽抗到底。
而明军作为进攻方,占据优势,就算战败,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,毕竟是公家的事儿,犯不着玩命。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,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,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。
正月初二,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,明军拼死作战,终于遏制了日军,暂时。
正月初三,日军发动猛攻,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,再次抵挡了进攻,但士气已极度低落,开始收缩阵地。
正月初四,麻贵做出决定,撤退。
事情已经很明显,敌人异常顽强,此战已无胜利可能,如不立即撤退,必将全军覆灭。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,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——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,其他部队随后跟上,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。
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,他交给了杨镐。
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。
在接到撤退命令后,杨镐带队先行,开始一切都很顺利,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,但随着部队的行进,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,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,唯恐被丢下,开始喧哗起来。
应该说,在撤退中,这种事情是难免的,如能及时控制,就能平息风波。退一步讲,就算杨镐没能力,控制不住,毕竟有人殿后,也不至于出大事。
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,嘈杂的叫喊声中,杨镐慌乱了。
这个厚道的老好人,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,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,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。
面对眼前的乱局,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——逃跑。
局势再也无法挽回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,撤退就是逃跑,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:撤退是慢慢地跑,有组织地跑,而逃跑的主要内容,只有跑。
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,领导有跑的权力,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。一个跟着一个,明军很快大乱,四散奔逃。
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,明军大败,伤亡惨重,余部退回庆州。
蔚山之战就此失败。
此战,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,进攻受挫,战线收缩至王京,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,无力发动反击,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。
战争最残酷的地方,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,有多少财产损失,而是它一旦开始,就很难停止。
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,可要真打起来,那就痛苦了。双方各出奇谋,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,全都往死里掐,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,当场掐死了还好,赔款割地,该干嘛就干嘛。最恶心人的,就是死掐偏掐不死,你能打,我也不差。
但凡遇到这种情况,双方都头疼,要不打吧,死了那么多人,花了那么多钱,这笔帐找谁算?更何况,还有一个面子问题。
麻贵面临的,就是这种状况。
蔚山战役之后,明军开始收拾残局。
第一件事是整军队,麻贵亲自出马,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,并向朝廷打报告,要求增兵。
第二件事是整人,也就是追究责任,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。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,仗打成这样,作为主要责任人,处罚是免不了的。
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,搞得皇帝也怒了,本打算劈他,大臣求情,这才罢官免职,没挨那一刀。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,后面再说。
善后处理圆满结束,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。
日本方面力不从心,很想和谈。打到今天,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,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,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,挽回面子,才好走人。
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,根本就没想过谈判,别说割地赔款,连路费都不打算出,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。
谈是谈不拢了,可要打也打不起来。日军虽然人多,但之前被打怕了,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,不敢进犯。估计是学精了,占多少是多少,死赖着不走。
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,总想赶人下海,无奈兵力实在太少,有心而无力,只能在原地打转。
总而言之,谁也奈何不了谁,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,继续等待。
等着等着,日军开始吃不消了。因为他们部队太多,且长期出差在外,国内供养不起,又没人种田,只能陆续往回拉人,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。
与此同时,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,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,总数已达七万。
明军从未如此强大,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,于是麻贵认为,行动的时候到了。
万历二十六年(1598)七月,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:
东路军,由麻贵亲率,所部三万人,攻击蔚山。
中路军,统帅董一元,所部两万六千人,攻击泗川。
西路军,统帅刘綎,所部两万人,攻击顺天。
九月七日,三路明军正式出征,这一次,没有假象,不用转弯,所有的军队,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。
在当时的麻贵看来,选择这个时候出征,实在是再好不过了。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,各部修整完毕。而在此期间,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。事实证明,这帮人除了当特务,干间谍也有一套,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,并提供了大量情报。
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,加上手里有了兵,麻贵相信,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。
但是他又错了。
麻贵不知道的是,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,却绝非尽善尽美,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,他们并未探知:
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八月,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,年六十三。
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,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,归于梦幻,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,却还远未结束。
丰臣秀吉死后,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,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,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:
极力争取议和,如议和不成,即全线撤退。
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十一月五日,此日之前,各军应严加布防,死守营垒,逃兵格杀勿论,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。
为保证撤退成功,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,仅有小西行长、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,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。
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,然而没有人相信,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,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。
于是,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,是日军最后的疯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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