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章 袁崇焕
【犹豫的人】
在东林党里,有一个特殊的人,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,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——孙承宗。
在得知杨涟被抓后,孙承宗非常愤怒,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。
但他想了一下,便改变了主意。
孙承宗很狡猾,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,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,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。
天启四年(1625)十一月,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,他此行的目的,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。
对一般人而言,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,不大见人,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,想见他老人家一面,实在难如登天。
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,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,虽说没啥效果(认字不多),但两人感情很好,魏公公几次想挑事,想干掉孙承宗,朱木匠都笑而不答,从不理会,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。
他并不傻,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,是不会上当的。
于是魏忠贤慌了,他很清楚,孙承宗极不简单,不但狡猾大大的,和皇帝关系铁,还手握兵权,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,那就真没戏了,就算没告倒,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,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,是没指望的。
魏忠贤正心慌,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,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得到的小道消息,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,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。
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,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: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,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(公立齑粉矣)。
魏公公疯了,二话不说,马上跑到皇帝那里,苦苦哀求,不要让孙承宗进京,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: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,身为忠臣,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。
但出乎他意料的是,皇帝大人毫不慌张,他还安慰魏公公,孙老师靠得住,就算带兵,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。
这个判断充分说明,皇帝大人非但不傻,还相当地幽默,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。
话说完,皇帝还要做木匠,就让魏公公走人,可是魏公公不走。
他知道,今天要不讨个说法,等孙老师进京,没准就真成粉末了。
所以他开始哭,且哭出了花样——“绕床痛哭”。
也就是说,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,不停地哭。皇帝在床头,他就哭到床头,皇帝到床尾,他就哭到床尾,孜孜不倦,锲而不舍。
皇帝也是人,也要睡觉,哭来哭去,真没法了,只好发话:
“那就让他回去吧。”
有了这句话,魏忠贤胆壮了,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,让孙承宗回去。
然而不久之后,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,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:
“孙承宗若入九门,即刻逮捕!”
那个消息的内容是,孙承宗没有带兵。
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,他只想上访,不想造反。
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,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,大胆反抗来到京城,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。
事实上,这是很有可能的,鉴于地球人都知道,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,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,进入九门,光荣被捕。
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,也没有看到这一幕。
孙承宗十分愤怒,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,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。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,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——返回了。
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,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,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,却不可能是假的。
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,他见皇帝,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,说来就来了,胡说八道是没用的。
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,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,如果继续前进,后果不堪设想,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。
现在摆在他面前的,有两个选择:
一,回去睡觉,老老实实呆着。
二,索性带兵进京,干他娘一票,解决问题。
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,政治上面很会来事,谁也动不了,军事上稳扎稳打,眼光独到,且一贯小心谨慎,老谋深算,所以多年来,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。
但在这一刻,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——犹豫。
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,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,绝不应战,所以他到辽东几年,收复无数失地,却很少打仗。
而眼前的这一仗,他没有必胜的把握,所以他放弃。
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,东林党已再无回天之力。
三十年前,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,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,对的终究是对的,错的终究是错的。于是他决心,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,维护世上的公义,使那些身居高位者,不能随意践踏他人,让那些平凡的人,有生存的权利。
为了这个理想,他励精图治,忍辱负重,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,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,坚持道统,至死不渝。在他的身后,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。
然而杀身固然成仁,却不能成事。
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,终究再无回天之力。
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,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,自命清高,还空谈阔论,缺乏实干能力。
小时候,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,曾说道: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,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。
我曾问:何谓封建士大夫?
老师答:封建士大夫,就是封建社会里,局限、落后,腐朽的势力,而他们的精神,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。
多年以后,我亲手翻开历史,看到了另一个真相。
所谓封建士大夫,如王安石、如张居正、如杨涟、如林则徐。
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,就是没落,守旧,不懂变通,不识时务,给脸不要脸,瞧不起劳动人民,自命清高,即使一穷二白,被误解,污蔑,依然坚持原则、坚持信念、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。
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,高高在上,无论对方反不反感。
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,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,无论对方接不接受。
坚信国家危亡之际,必须挺身而出,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,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,并为之奋斗一生,无论对方是否知道,是否理解。
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,那传说了无数次,忽悠了无数回,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,终会到来。
【遗弃】
孙承宗失望而归,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,只能拯救辽东。
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,可他反复游说,皇帝就是不松口,还曾经表示,如果孙老师出了事,就唯你是问。
魏公公只好放弃了,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,手里握着十几万人,实在有点睡不安稳,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,还找了几十个言官,日夜不停告黑状。
孙承宗撑不下去了。
天启五年(1625)十月,他提出了辞呈。
可是他提了N次,也没得到批准。
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,是他实在走不了,因为没人愿意接班。
按魏忠贤的意思,接替辽东经略的人,应该是高第。
高第,万历十七年进士,是个相当厉害的人。
明代的官员,如果没有经济问题,进士出身,十几年下来,至少也能混个四品。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,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,熬死两个皇帝,连作风问题都没有,到天启三年(1623),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,非常人所能及。
更厉害的是,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,第二年就退休了。
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,但算来算去,兵部混过的,阉党里也只有他了。于是二话不说,把他找来,说,我要提你的官,去当辽东经略。
高先生一贯胆小,但这次也胆大了,当即回复:不干,死都不干。
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,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,往死了磕头(叩头岂免):我都这把老骨头了,就让我在家养老吧。
魏忠贤觉得很空虚。
费了那么多精神,给钱给官,就拉来这么个废物。所以他气愤了:
必须去!
混吃等死不可能了,高第擦干眼泪,打起精神,到辽东赴任了。
在辽东,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,他既胆小,也很无耻。
到地方后,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:弹劾孙承宗,罪名:吃空额。
经过孙承宗的整顿,当时辽东部队,已达十余万人,对此高第是有数的,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,说他数下来,只有五万人。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,都是孙承宗领了。
对此严重指控,孙承宗欣然表示,他没有任何异议。
他同时提议,今后的军饷,就按五万人发放。
这就意味着,每到发工资时,除五万人外,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,奔高经略要钱。
高第终于明白,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,孙承宗还没倒,要论狡猾,他才刚起步。
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,整人不成,又开始整地方。
他一直认为,把防线延伸到锦州、宁远,是不明智的行为,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,有家都回不去,于心何忍?
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,退守到山海关,就算失去纵深阵地,就算敌人攻破关卡,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。
他不但这么想,也这么干。
天启五年(1625)十一月,高第下令,撤退。
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宁远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,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,全部撤走。
撤退的物资包括:军队、平民、枪械、粮食,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。
他想回家,且不想再来。
但老百姓不想走,他们的家就在这里,他们已经失去很多,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。
但他们没有选择,因为高先生说了,必须要走,“家毁田亡,嚎哭震天”,也得走。
高第逃走的时候,并没有追兵,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,跑得飞快,看到司令跑路,小兵自然也跑,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、军粮随即丢弃一空。
数年辛苦努力,收复四百余里江山,十余万军队,几百个据点,就这样毁于一旦。
希望已经断绝,东林党垮了,孙承宗走了,所谓关宁防线,已名存实亡,时局已无希望,很快,努尔哈赤的铁蹄,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。
没有人想抵抗,也没有人能抵抗,跑路,是唯一的选择。
有一个人没有跑。
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,无法控制的混乱,说出了这样的话:
“我是宁前道,必与宁前共存亡!我绝不入关,就算只我一人,也要守在此处(独卧孤城),迎战敌人!”
宁前道者,文官袁崇焕。
【袁崇焕】
〖若夫以一身之言动、进退、生死,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,于古未始有之。有之,则袁督师其人也。
——梁启超〗
关于袁崇焕的籍贯,是有纠纷的。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,后来去了广西滕县,这就有点麻烦,名人就是资源,就要猛抢,东莞说他是东莞人,滕县说他是藤县人,争到今天都没消停。
但无论是东莞,还是滕县,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。
明代的进士不少,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,据统计,70%以上都是江西、福建、浙江人。特别是广西,明代二百多年,一个状元都没出过。
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,且自幼读书,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,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,要想出人头地,只有读书。
就智商而言,袁崇焕是不低的,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,中了举人,当时他很得意,写了好几首诗庆祝,以才子自居。
一年后他才知道,自己还差得很远。
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,不久之后,他就回来了。
三年后,他又去了,不久之后,又回来了。
三年后,他又去了,不久之后,又回来了。
以上句式重复四遍,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。
从二十三岁,一直考到三十五岁,考了四次,四次落榜。
万历四十七年(1619),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,他的运气很好。
他的运气确实很好,因为他的名次,是三甲第四十名。
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,大致是一百多人,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,排到三甲第四十名,说明他差点没考上。
关于这一点,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,在袁崇焕的那科石碑上,我找了很久,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(按名次,由上往下排),找到他的名字。
在当时,考成这样,前途就算是交代了,因为在他之前,但凡建功立业、匡扶社稷,如徐阶、张居正、孙承宗等人,不是一甲榜眼,就是探花,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。
所谓出将入相,名留史册,对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,是一个梦想。
当然,如同许多成功人士(参见朱重八、张居正)一样,袁崇焕小的时候,也有许多征兆,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。比如他放学回家,路过土地庙,当即精神抖擞,开始教育土地公:土地公,为何不去守辽东?!
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,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,是相当可以的。
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(1584)生人,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,往海了算,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,也才万历四十年,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,按此推算,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,还可能会预知未来。
话虽如此,但这种事总有人信,总有人讲,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。
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,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,传了几百年,相关书籍、预言一大堆,无数人信,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。
我曾研习欧洲史,对这位老骗子,倒还算比较了解,几百年后不去管它,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算命,说:国王您身体真是好,能活到九十岁。
查理二世很高兴,后来挂了,时年二十四岁。
总之,就当时而言,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(全国能考前一百名,自然是个人才),但相比而言,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。
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,由于太不起眼,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,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,说是没有空闲职位,让他再等一年。
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,万历四十八年(1620),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:福建邵武知县。
邵武,今天还叫邵武,位于福建西北,在武夷山旁边,换句话说,是山区。
在这个山区县城,袁崇焕干得很起劲,很积极,丰功伟绩倒说不上,但他曾经爬上房梁,帮老百姓救火,作为一个县太爷,无论如何,这都是不容易的。
至于其他光辉业绩,就不得而知了,毕竟是个县城,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,很难。
天启二年(1622),袁崇焕接到命令,三年任职期满,要去北京述职。
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。
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,是十分严格的,京城的就不说了,京察六年一次,每次都掉层皮。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,无论是偏远山区,还是茫茫沙漠,只要你还活着,轮到你了,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,然后由布政使组团,大家一起上路,去北京接受考核。
考核结果分五档,好的晋升,一般的留任,差点的调走,没用的退休,乱来的滚蛋。
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,按常理,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,升一级,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。
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,他不但升了官,还是京官。
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。
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,时任都察院御史,东林党人。
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,级别也低,但很擅长看人,是骡子是马,都不用拉出来,看一眼就明白。
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,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,必可大用,这一点,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。
更重要的是,他的职务虽不高,却是御史,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。
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,说我发现了个人才,叫袁崇焕,希望把他留用。
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,皇帝大人还管管事,看到奏疏,顺手就给批了。
几天后,袁崇焕接到通知,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,从今天起,他的职务是,兵部职方司主事,六品。
顺便说句,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恂,有个著名的儿子,叫做侯方域,如果不知道此人,可以去翻翻《桃花扇》。
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,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: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,大家都很着急,四处寻找,后来才知道,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。
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,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。但猫腻在于,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,也没那么多人找他。当时广宁刚刚失陷,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,急得直哭,乱得不行,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,鬼才管他去哪。
袁崇焕回来了,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:
“予我兵马钱粮,我一人足守此!”
在当时说这句话,胆必须很壮,因为当时大家认定,辽东必然丢掉,山海关迟早失守,而万恶的朝廷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,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,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。这时候放话,是典型的没事找死。
事情确实如此,袁崇焕刚刚放话,就升官了。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,大为高兴,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,山海关监军,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。
大家听到这个消息,不管认识的,还是不认识的,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,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,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:看到了吧,这人就要上刑场了,看你还敢胡乱说话!
在一片哀叹声中,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,几个月后,他遇到了上司王在晋,告了他的黑状,又几个月后,他见到了孙承宗。
且慢,且慢,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,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,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。
因为在会面中,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,四年后,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。
离开京城之前,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。
熊廷弼当时刚回来,还没进号子,袁崇焕上门的时候,他并未在意。在他看来,这位袁处长,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。
所以他问:
“你去辽东,有什么办法吗(操何策以往)?”
袁崇焕思考片刻,回答:
“主守,后战。”
熊廷弼跳了起来,他兴奋异常,因为他知道,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。
所谓主守后战,就是先守再攻,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,再打人。
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。
真理往往都很简单。
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:打得赢就打,打不赢就走。
很简单,很管用。
一直以来,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,挖坑,造枪,练兵,修碉堡,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。
其实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,只要这四个字。
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,只是不想知道。
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,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,即使丢了铁岭、丢了沈阳、辽阳,哪怕辽东都丢干净,也要打。
所以就算萨尔浒死十万人,沈阳死六万人,也要攻。
这不是智力问题,而是态度问题。
后金军队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,努尔哈赤是强盗头,对付这类货色,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?
然而袁崇焕明白,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,就算是强盗,也是巨盗。
他还明白,缩头的,并非一定是乌龟,毒蛇在攻击之前,也要收脖子。
后金骑兵很强大,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,努尔哈赤很聪明,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。
抱持着此种理念,袁崇焕来到辽东,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。在那里,他掌握胜利的手段,寻找胜利的帮手,坚定胜利的信念。而与此同时,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,袁崇焕相信,在孙承宗的指挥下,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。
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。
天启五年(1625)十月,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。
走时,袁崇焕前去送行,失声痛哭,然而孙承宗只能说:事已至此,我已无能为力。
然而高第来了,很快,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,他为之奋斗的一切,土地、防线、军队、平民,毫不吝惜,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。
袁崇焕不撤退,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,无足轻重,但他有保国的志向,制胜的方法,以及坚定的决心。
在过去的几年里,我一直这里,默默学习,默默进步,直到有一天,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
所以我不会撤退,即使你们全都逃走,我也绝不撤退。
“我一人足守此!”
“独卧孤城,以当虏耳!”
现在,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。
但这个诺言注定是很难兑现的,因为两个月后,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。
天启六年(1626)正月十四日,努尔哈赤来了,带着全部家当来了。
根据史料分析,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,如果加上老头、小孩、残疾人,大致在十万左右,而真正的精锐部队,约有六七万人。
努尔哈赤的军队,人数共计六万人,号称二十万。
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,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,对于这个说法,我认为比较正确。
理由十分简单:对他们而言,战争是一种乐趣。
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,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,传统道德,工作单位,打小就骑马,骁勇无畏,说打就打绝不含糊,更绝的是,家属也大力支持:
据史料记载,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,家里人从不痛哭流涕,悲哀送行,也不报怨政府,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,跟过节似的,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,多抢点东西回来!
坦白地讲,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,啥产业结构都没有,又不大会种地,做生意也不在行,不抢怎么办?
所以他们来了,带着抢掠的意图、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把握。
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,此前,他已等待了四年,自孙承宗到任时起。
一个卓越的战略家,从不会轻易冒险,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,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,所以从不敢惹这人,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。
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,多少还议了和,签了合同,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,却是毫无附加值,还附送了许多礼物,礼单包括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。
这一年,努尔哈赤六十七岁,就目前史料看,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,他还有梦想,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、牲畜、土地,壮大自己的子民。
公正地讲,站在他的立场上,这一切都无可厚非。
孙承宗走了,明军撤退了,眼前已是无人之地,很明显,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。
进军吧,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,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,无人可挡!
一切都很顺利,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,没有付出任何代价,直到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。
天启六年(1626)正月二十三日,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,惊奇地发现,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,于是他派出了使者。
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,写出了如下的话:
“我带二十万人前来攻城,必破此城!如果你们投降,我给你们官做。”
在这封信中,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,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,要么是他知道,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。
总之在他看来,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,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,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。
三天之后,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。
他原以为要等一天,然而下午,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:
“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,我既然恢复,就应当死守,怎么能够投降呢?”
然后是幽默感:
“你说有二十万人,我知道是假的,只有十三万而已,不过我也不嫌少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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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林党里,有一个特殊的人,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,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——孙承宗。
在得知杨涟被抓后,孙承宗非常愤怒,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。
但他想了一下,便改变了主意。
孙承宗很狡猾,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,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,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。
天启四年(1625)十一月,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,他此行的目的,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。
对一般人而言,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,不大见人,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,想见他老人家一面,实在难如登天。
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,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,虽说没啥效果(认字不多),但两人感情很好,魏公公几次想挑事,想干掉孙承宗,朱木匠都笑而不答,从不理会,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。
他并不傻,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,是不会上当的。
于是魏忠贤慌了,他很清楚,孙承宗极不简单,不但狡猾大大的,和皇帝关系铁,还手握兵权,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,那就真没戏了,就算没告倒,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,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,是没指望的。
魏忠贤正心慌,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,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得到的小道消息,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,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。
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,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: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,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(公立齑粉矣)。
魏公公疯了,二话不说,马上跑到皇帝那里,苦苦哀求,不要让孙承宗进京,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: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,身为忠臣,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。
但出乎他意料的是,皇帝大人毫不慌张,他还安慰魏公公,孙老师靠得住,就算带兵,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。
这个判断充分说明,皇帝大人非但不傻,还相当地幽默,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。
话说完,皇帝还要做木匠,就让魏公公走人,可是魏公公不走。
他知道,今天要不讨个说法,等孙老师进京,没准就真成粉末了。
所以他开始哭,且哭出了花样——“绕床痛哭”。
也就是说,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,不停地哭。皇帝在床头,他就哭到床头,皇帝到床尾,他就哭到床尾,孜孜不倦,锲而不舍。
皇帝也是人,也要睡觉,哭来哭去,真没法了,只好发话:
“那就让他回去吧。”
有了这句话,魏忠贤胆壮了,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,让孙承宗回去。
然而不久之后,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,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:
“孙承宗若入九门,即刻逮捕!”
那个消息的内容是,孙承宗没有带兵。
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,他只想上访,不想造反。
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,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,大胆反抗来到京城,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。
事实上,这是很有可能的,鉴于地球人都知道,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,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,进入九门,光荣被捕。
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,也没有看到这一幕。
孙承宗十分愤怒,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,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。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,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——返回了。
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,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,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,却不可能是假的。
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,他见皇帝,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,说来就来了,胡说八道是没用的。
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,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,如果继续前进,后果不堪设想,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。
现在摆在他面前的,有两个选择:
一,回去睡觉,老老实实呆着。
二,索性带兵进京,干他娘一票,解决问题。
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,政治上面很会来事,谁也动不了,军事上稳扎稳打,眼光独到,且一贯小心谨慎,老谋深算,所以多年来,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。
但在这一刻,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——犹豫。
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,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,绝不应战,所以他到辽东几年,收复无数失地,却很少打仗。
而眼前的这一仗,他没有必胜的把握,所以他放弃。
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,东林党已再无回天之力。
三十年前,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,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,对的终究是对的,错的终究是错的。于是他决心,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,维护世上的公义,使那些身居高位者,不能随意践踏他人,让那些平凡的人,有生存的权利。
为了这个理想,他励精图治,忍辱负重,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,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,坚持道统,至死不渝。在他的身后,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。
然而杀身固然成仁,却不能成事。
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,终究再无回天之力。
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,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,自命清高,还空谈阔论,缺乏实干能力。
小时候,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,曾说道: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,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。
我曾问:何谓封建士大夫?
老师答:封建士大夫,就是封建社会里,局限、落后,腐朽的势力,而他们的精神,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。
多年以后,我亲手翻开历史,看到了另一个真相。
所谓封建士大夫,如王安石、如张居正、如杨涟、如林则徐。
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,就是没落,守旧,不懂变通,不识时务,给脸不要脸,瞧不起劳动人民,自命清高,即使一穷二白,被误解,污蔑,依然坚持原则、坚持信念、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。
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,高高在上,无论对方反不反感。
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,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,无论对方接不接受。
坚信国家危亡之际,必须挺身而出,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,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,并为之奋斗一生,无论对方是否知道,是否理解。
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,那传说了无数次,忽悠了无数回,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,终会到来。
【遗弃】
孙承宗失望而归,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,只能拯救辽东。
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,可他反复游说,皇帝就是不松口,还曾经表示,如果孙老师出了事,就唯你是问。
魏公公只好放弃了,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,手里握着十几万人,实在有点睡不安稳,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,还找了几十个言官,日夜不停告黑状。
孙承宗撑不下去了。
天启五年(1625)十月,他提出了辞呈。
可是他提了N次,也没得到批准。
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,是他实在走不了,因为没人愿意接班。
按魏忠贤的意思,接替辽东经略的人,应该是高第。
高第,万历十七年进士,是个相当厉害的人。
明代的官员,如果没有经济问题,进士出身,十几年下来,至少也能混个四品。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,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,熬死两个皇帝,连作风问题都没有,到天启三年(1623),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,非常人所能及。
更厉害的是,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,第二年就退休了。
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,但算来算去,兵部混过的,阉党里也只有他了。于是二话不说,把他找来,说,我要提你的官,去当辽东经略。
高先生一贯胆小,但这次也胆大了,当即回复:不干,死都不干。
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,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,往死了磕头(叩头岂免):我都这把老骨头了,就让我在家养老吧。
魏忠贤觉得很空虚。
费了那么多精神,给钱给官,就拉来这么个废物。所以他气愤了:
必须去!
混吃等死不可能了,高第擦干眼泪,打起精神,到辽东赴任了。
在辽东,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,他既胆小,也很无耻。
到地方后,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:弹劾孙承宗,罪名:吃空额。
经过孙承宗的整顿,当时辽东部队,已达十余万人,对此高第是有数的,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,说他数下来,只有五万人。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,都是孙承宗领了。
对此严重指控,孙承宗欣然表示,他没有任何异议。
他同时提议,今后的军饷,就按五万人发放。
这就意味着,每到发工资时,除五万人外,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,奔高经略要钱。
高第终于明白,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,孙承宗还没倒,要论狡猾,他才刚起步。
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,整人不成,又开始整地方。
他一直认为,把防线延伸到锦州、宁远,是不明智的行为,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,有家都回不去,于心何忍?
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,退守到山海关,就算失去纵深阵地,就算敌人攻破关卡,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。
他不但这么想,也这么干。
天启五年(1625)十一月,高第下令,撤退。
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宁远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,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,全部撤走。
撤退的物资包括:军队、平民、枪械、粮食,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。
他想回家,且不想再来。
但老百姓不想走,他们的家就在这里,他们已经失去很多,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。
但他们没有选择,因为高先生说了,必须要走,“家毁田亡,嚎哭震天”,也得走。
高第逃走的时候,并没有追兵,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,跑得飞快,看到司令跑路,小兵自然也跑,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、军粮随即丢弃一空。
数年辛苦努力,收复四百余里江山,十余万军队,几百个据点,就这样毁于一旦。
希望已经断绝,东林党垮了,孙承宗走了,所谓关宁防线,已名存实亡,时局已无希望,很快,努尔哈赤的铁蹄,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。
没有人想抵抗,也没有人能抵抗,跑路,是唯一的选择。
有一个人没有跑。
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,无法控制的混乱,说出了这样的话:
“我是宁前道,必与宁前共存亡!我绝不入关,就算只我一人,也要守在此处(独卧孤城),迎战敌人!”
宁前道者,文官袁崇焕。
【袁崇焕】
〖若夫以一身之言动、进退、生死,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,于古未始有之。有之,则袁督师其人也。
——梁启超〗
关于袁崇焕的籍贯,是有纠纷的。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,后来去了广西滕县,这就有点麻烦,名人就是资源,就要猛抢,东莞说他是东莞人,滕县说他是藤县人,争到今天都没消停。
但无论是东莞,还是滕县,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。
明代的进士不少,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,据统计,70%以上都是江西、福建、浙江人。特别是广西,明代二百多年,一个状元都没出过。
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,且自幼读书,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,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,要想出人头地,只有读书。
就智商而言,袁崇焕是不低的,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,中了举人,当时他很得意,写了好几首诗庆祝,以才子自居。
一年后他才知道,自己还差得很远。
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,不久之后,他就回来了。
三年后,他又去了,不久之后,又回来了。
三年后,他又去了,不久之后,又回来了。
以上句式重复四遍,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。
从二十三岁,一直考到三十五岁,考了四次,四次落榜。
万历四十七年(1619),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,他的运气很好。
他的运气确实很好,因为他的名次,是三甲第四十名。
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,大致是一百多人,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,排到三甲第四十名,说明他差点没考上。
关于这一点,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,在袁崇焕的那科石碑上,我找了很久,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(按名次,由上往下排),找到他的名字。
在当时,考成这样,前途就算是交代了,因为在他之前,但凡建功立业、匡扶社稷,如徐阶、张居正、孙承宗等人,不是一甲榜眼,就是探花,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。
所谓出将入相,名留史册,对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,是一个梦想。
当然,如同许多成功人士(参见朱重八、张居正)一样,袁崇焕小的时候,也有许多征兆,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。比如他放学回家,路过土地庙,当即精神抖擞,开始教育土地公:土地公,为何不去守辽东?!
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,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,是相当可以的。
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(1584)生人,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,往海了算,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,也才万历四十年,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,按此推算,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,还可能会预知未来。
话虽如此,但这种事总有人信,总有人讲,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。
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,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,传了几百年,相关书籍、预言一大堆,无数人信,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。
我曾研习欧洲史,对这位老骗子,倒还算比较了解,几百年后不去管它,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算命,说:国王您身体真是好,能活到九十岁。
查理二世很高兴,后来挂了,时年二十四岁。
总之,就当时而言,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(全国能考前一百名,自然是个人才),但相比而言,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。
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,由于太不起眼,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,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,说是没有空闲职位,让他再等一年。
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,万历四十八年(1620),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:福建邵武知县。
邵武,今天还叫邵武,位于福建西北,在武夷山旁边,换句话说,是山区。
在这个山区县城,袁崇焕干得很起劲,很积极,丰功伟绩倒说不上,但他曾经爬上房梁,帮老百姓救火,作为一个县太爷,无论如何,这都是不容易的。
至于其他光辉业绩,就不得而知了,毕竟是个县城,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,很难。
天启二年(1622),袁崇焕接到命令,三年任职期满,要去北京述职。
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。
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,是十分严格的,京城的就不说了,京察六年一次,每次都掉层皮。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,无论是偏远山区,还是茫茫沙漠,只要你还活着,轮到你了,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,然后由布政使组团,大家一起上路,去北京接受考核。
考核结果分五档,好的晋升,一般的留任,差点的调走,没用的退休,乱来的滚蛋。
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,按常理,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,升一级,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。
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,他不但升了官,还是京官。
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。
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,时任都察院御史,东林党人。
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,级别也低,但很擅长看人,是骡子是马,都不用拉出来,看一眼就明白。
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,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,必可大用,这一点,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。
更重要的是,他的职务虽不高,却是御史,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。
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,说我发现了个人才,叫袁崇焕,希望把他留用。
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,皇帝大人还管管事,看到奏疏,顺手就给批了。
几天后,袁崇焕接到通知,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,从今天起,他的职务是,兵部职方司主事,六品。
顺便说句,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恂,有个著名的儿子,叫做侯方域,如果不知道此人,可以去翻翻《桃花扇》。
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,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: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,大家都很着急,四处寻找,后来才知道,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。
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,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。但猫腻在于,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,也没那么多人找他。当时广宁刚刚失陷,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,急得直哭,乱得不行,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,鬼才管他去哪。
袁崇焕回来了,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:
“予我兵马钱粮,我一人足守此!”
在当时说这句话,胆必须很壮,因为当时大家认定,辽东必然丢掉,山海关迟早失守,而万恶的朝廷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,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,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。这时候放话,是典型的没事找死。
事情确实如此,袁崇焕刚刚放话,就升官了。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,大为高兴,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,山海关监军,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。
大家听到这个消息,不管认识的,还是不认识的,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,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,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:看到了吧,这人就要上刑场了,看你还敢胡乱说话!
在一片哀叹声中,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,几个月后,他遇到了上司王在晋,告了他的黑状,又几个月后,他见到了孙承宗。
且慢,且慢,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,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,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。
因为在会面中,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,四年后,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。
离开京城之前,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。
熊廷弼当时刚回来,还没进号子,袁崇焕上门的时候,他并未在意。在他看来,这位袁处长,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。
所以他问:
“你去辽东,有什么办法吗(操何策以往)?”
袁崇焕思考片刻,回答:
“主守,后战。”
熊廷弼跳了起来,他兴奋异常,因为他知道,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。
所谓主守后战,就是先守再攻,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,再打人。
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。
真理往往都很简单。
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:打得赢就打,打不赢就走。
很简单,很管用。
一直以来,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,挖坑,造枪,练兵,修碉堡,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。
其实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,只要这四个字。
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,只是不想知道。
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,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,即使丢了铁岭、丢了沈阳、辽阳,哪怕辽东都丢干净,也要打。
所以就算萨尔浒死十万人,沈阳死六万人,也要攻。
这不是智力问题,而是态度问题。
后金军队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,努尔哈赤是强盗头,对付这类货色,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?
然而袁崇焕明白,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,就算是强盗,也是巨盗。
他还明白,缩头的,并非一定是乌龟,毒蛇在攻击之前,也要收脖子。
后金骑兵很强大,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,努尔哈赤很聪明,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。
抱持着此种理念,袁崇焕来到辽东,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。在那里,他掌握胜利的手段,寻找胜利的帮手,坚定胜利的信念。而与此同时,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,袁崇焕相信,在孙承宗的指挥下,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。
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。
天启五年(1625)十月,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。
走时,袁崇焕前去送行,失声痛哭,然而孙承宗只能说:事已至此,我已无能为力。
然而高第来了,很快,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,他为之奋斗的一切,土地、防线、军队、平民,毫不吝惜,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。
袁崇焕不撤退,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,无足轻重,但他有保国的志向,制胜的方法,以及坚定的决心。
在过去的几年里,我一直这里,默默学习,默默进步,直到有一天,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
所以我不会撤退,即使你们全都逃走,我也绝不撤退。
“我一人足守此!”
“独卧孤城,以当虏耳!”
现在,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。
但这个诺言注定是很难兑现的,因为两个月后,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。
天启六年(1626)正月十四日,努尔哈赤来了,带着全部家当来了。
根据史料分析,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,如果加上老头、小孩、残疾人,大致在十万左右,而真正的精锐部队,约有六七万人。
努尔哈赤的军队,人数共计六万人,号称二十万。
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,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,对于这个说法,我认为比较正确。
理由十分简单:对他们而言,战争是一种乐趣。
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,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,传统道德,工作单位,打小就骑马,骁勇无畏,说打就打绝不含糊,更绝的是,家属也大力支持:
据史料记载,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,家里人从不痛哭流涕,悲哀送行,也不报怨政府,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,跟过节似的,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,多抢点东西回来!
坦白地讲,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,啥产业结构都没有,又不大会种地,做生意也不在行,不抢怎么办?
所以他们来了,带着抢掠的意图、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把握。
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,此前,他已等待了四年,自孙承宗到任时起。
一个卓越的战略家,从不会轻易冒险,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,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,所以从不敢惹这人,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。
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,多少还议了和,签了合同,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,却是毫无附加值,还附送了许多礼物,礼单包括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。
这一年,努尔哈赤六十七岁,就目前史料看,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,他还有梦想,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、牲畜、土地,壮大自己的子民。
公正地讲,站在他的立场上,这一切都无可厚非。
孙承宗走了,明军撤退了,眼前已是无人之地,很明显,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。
进军吧,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,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,无人可挡!
一切都很顺利,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,没有付出任何代价,直到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。
天启六年(1626)正月二十三日,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,惊奇地发现,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,于是他派出了使者。
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,写出了如下的话:
“我带二十万人前来攻城,必破此城!如果你们投降,我给你们官做。”
在这封信中,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,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,要么是他知道,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。
总之在他看来,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,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,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。
三天之后,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。
他原以为要等一天,然而下午,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:
“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,我既然恢复,就应当死守,怎么能够投降呢?”
然后是幽默感:
“你说有二十万人,我知道是假的,只有十三万而已,不过我也不嫌少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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