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 纯属偶然
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,但要看跟谁比,要跟西北比,就不算个事。
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,曾经找人算过一卦,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,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,有什么忌讳等等。
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,说了八个字:
始于东南,终于西北。
朱元璋建都南京,就是东南,按照这句话的指示,最后收拾他的人,是从西北过来的。
这句话看起来很玄,实际上倒未必。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,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,自古以来,中原政权完蛋,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,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、蒙古,都在西北一带。
但就崇祯而言,肯定是不信的,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,是后金。
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,就算是被灭了,也是始于东南,终于东北。
但事实告诉我们,算卦这种事,有时是很准的。
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,但原先并不大,最多就是几十个人,抢个商铺,拿几把菜刀,闹完后上山当匪,杀掉的最高官员,也就是个知县,如果混得好,没准将来还能招安,当正规军。
但到崇祯元年,事情闹大了。
整个陕西、甘肃一带,民变四起,杀掉知县,只能算起步了,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,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,经常到处流窜,到哪抢哪。
这种团伙,史书上称之为流贼。
流贼的特点是,四处跑,抢完就走,打一枪换个地方,组织性不强,昨天抢完,今天就走,可以,昨天被抢,今天加入抢别人,也可以。成员流动性很大,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。
当时的西北,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,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,但久而久之,问题出现了,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,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,团伙成员文化又低,天天跟着混,时间长了,很难分清谁是谁。
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,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——取外号。
所以在崇祯元年,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,有如下称呼:
飞天虎、飞山虎、混天王、王和尚、黑杀神、大红狼、小红狼、一丈青、上天龙、过天星。
全是外号。
取这样的外号,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,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,你要取个左将军、右都督之类的称号,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,而且这种外号,大都是神魔鬼怪,叫起来相当威风。
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,别问我,我也不知道。
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,且从业者很多,要是运气不好,刚入行,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,也很正常。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,使用率很高,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,要搞清楚谁是谁,实在很难。
无论叫什么,姓甚名谁,其实都无所谓,说这么多,只是要你知道,当时的西北,已经不可收拾。
按一般史书的说法,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,是因为明朝末年,朝廷腐败,经济萧条,贪官污吏,苛捐杂税数不胜数,民不聊生,于是铤而走险。
这种说法,就是传说中的套话,虽说不是废话,也差不多。
因为事实并非如此。
很多人并不知道,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,比如东南沿海,经济真是不要太好,开生意做买卖,相当红火,大家齐心协力,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,萧什么条?
赋税也没多少,以往两百多年,官田的赋税,只有百分之十,民间地主的赋税,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。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。当然,个把地主恶霸除外。
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,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,遇到了一件东西。
中庸有云:国之将兴,必有祯祥,国之将亡,必有妖孽。
其实遇到妖孽,倒也没什么,毕竟还有实体,实在不行,找人灭了它。
崇祯遇上的,叫做灾荒。
翻开史书,你会不禁感叹,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:
崇祯元年,陕西旱灾。崇祯二年,陕西旱灾,崇祯三年,陕西旱灾,崇祯四年,陕西旱灾…………
灾荒之后,没有粮食吃,就是饥荒。
没有粮食吃,就吃人。
对受灾的人而言,吃人,并非童话。
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,是不能四处乱跑的,如果没看住,跑了出去,基本就算没了。
注意,不是失踪,是没了。
失踪的意思,是被拐卖了,没了的意思,是被吃了。
据说,当时还有人肉市场,具体干什么买卖,看名字就知道。
据说这么多,只想告诉你,这并不是童话,也不是神话,而是真话。
既然有灾荒,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?
答案很简单,没钱。
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,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,是没钱。
我表示同意,财政赤字太多,争得没有花的多,最后垮台。
但他看了看我,说:我说的没钱,不是没有收入,是没钱。
有什么区别吗?
然后,他讲了一个小时,再然后,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,明白了区别。
我很想从头到尾,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。但如果这样做,我会很累,你们也会很累,所以我决定,用几句话,把这个问题说清楚。
明朝灭亡,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,事实上,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。
所谓没钱,是没有白银。
明朝,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,到崇祯接班的时候,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,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,就是货币。
明朝的货币,是白银。
简单地说,没钱的意思,就是没有白银,没有白银,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,有多少财政报表,都是胡扯淡。
举个例子,陕西受灾,朝廷估算,要赈灾,必须一百万两白银,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,也换不来一两银子,因为没有白银,所以无法赈灾。
好了,下一个问题,为什么没有白银。
先纠正一下,不是没有白银,而是白银不够。
为什么白银不够?
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,我不太想讲,估计人也不太想听。
但不讲似乎也不行,简单说两句。
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,就是白银有限,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,未必能挣回来一两,加上我国人民,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,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,不喜欢花,要么存在家里,要么溶掉,做几个香炉、人像之类的,还能美化环境,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。
更重要的是,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,经济越发达,需要的白银就越多,可是白银就那么多,所以到最后,白银就不够用了。
这种现象,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——通货紧缩。
我知道,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——为什么不用纸币?
很好,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,说明你很聪明。
但我要告诉你,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,有人问过这个问题。这个人的名字,叫朱元璋。六百多年前,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,所以开始发行纸币。
在经济学中,有这样一句谚语: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。
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,无论你多牛,都要照规矩来。
朱元璋就是牛人,也要按规矩来。虽然他发行了纸币,一千、一万都印过,可惜的是,几百年来,大家还是认白银,就不认纸币,再牛都没用。
这个问题到此为止,多余的话就不说了,你只要知道,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,之所以赈灾不成,是因为没有钱,之所以没有钱,是因为没有白银,之所以没有白银……
当然,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,除去天灾、银祸外,还有点地方特色。
西北一带,向来比较缺水,比较穷困,比较没人理,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,所以这个地方的人,过得比较苦。
生活艰苦,饭都没处吃,自然没条件读书。
没条件读书,自然考不上功名,考不上功名,自然没官做。
没官做,也得找事做。
西北一带的人,最主要的工作,就是当兵。
生活艰苦,民风自然彪悍,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。
除了当兵之外,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——驿站。
驿站虽说比较小,但好歹是官办的,也算是吃皇粮的,而且各省都有拨款,搞点潜规则,多少能捞点油水,养活自己,是不成问题的。
据统计,光是甘肃陕西,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。
崇祯二年(1629),驿站没了。
之前我说过,被裁掉了,裁掉它的,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。
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,灾荒、钱慌、又夺了人家的饭碗,如果不闹,就不正常了。
他不是故意的。
所有的一切,都是偶然。偶然的灾荒,偶然裁掉驿站,偶然的地点。
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,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。
可惜,全都偶然了。
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,因为我认定,在这些偶然的背后,隐藏着一个必然,一个真正的,决定性的原因。
就是这个原因,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
我想了很久,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,四个字——气数已尽。
这个世界上的一切,大致都是有期限的,一个人能红两年,很可能是偶然的,能红十年,就是有道行的,能红二十年,那是刘德华。
公司也一样,能开两年,很正常,能开二十年,不太正常,能开两百年的,自己去数。
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,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,也不少。最多也不过三百年,明朝开了二百多年,够意思了。
抚战当然,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,无论如何,他都要撑下去,否则将来到地下,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。
所以他派出了杨鹤。
杨鹤,湖广武陵人(湖南常德),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经朝廷一致推荐,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,三边总督,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。
工作交接十分简单,应该说,基本不用交接,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,武之望已经死了。
不是他杀,是自杀。
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,鉴于西北民变太多,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,索性自杀。
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,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。
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,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,才当上佥都御史,混成这样,全靠他那张嘴。
皇帝喜欢魏忠贤,他骂魏忠贤,皇帝讨厌熊廷弼,他为熊廷弼辩护。想什么说什么,几起几落,该怎么来还怎么来。
崇祯元年,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,当时民变四起,大家都在商议对策。
有一次,几个人聚到一起,聊天,聊的就是这个,杨鹤就在其中。
杨鹤是都察院的,这事跟他本无关系,他之所以掺和进来,还是两个字——嘴欠。
反正是吹牛,不用动真格的,就瞎聊,这个说要打,那么说要杀,如此热闹,杨鹤终于忍不住了,他说,不能打,也不能杀。
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——元气说。
在他看来,造反的人,说到底,也还是老百姓,如果杀人太多,就是损伤元气,国家现在比较困难,应该培养元气,不能乱杀。。
几句话,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,对于他的观点,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——胡说八道。
不杀人,怎么平乱?
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,不要紧,有一个人接受就行。
不久之后,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,十分高兴,召见了杨鹤。
好事一件接着一件,很快,吏部主动提出,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,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,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。
杨鹤不想去,原因很简单,本来就是吹吹牛的,压根不会打仗,去了干啥?被人打?
但是牛都吹了,外加吏部支持,皇帝支持,如此重任在肩,咬咬牙就去了。
可是杨同志不知道,吏部之所以支持他,是因为讨厌。皇帝之所以支持他,是因为省事。
和杨鹤不同,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,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,砍人是要死人的,死人是要流血的,杨鹤这套把戏,也只能忽悠人,为达到前事不忘、后事之师的效果,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,乱讲话要倒霉,才着力推荐他去。
死在那边最好,就算不死,也能脱层人皮相比而言,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,他之所以喜欢杨鹤,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——省钱的理论。
不花钱,不杀人,不用军饷,不用调兵,就能平息叛乱,太省了。
就算是忽悠人的,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,很省成本,如此生意,不做白不做。
就这样,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,至少在当时,他的自我感觉很好。
杨鹤理论之中,最核心的一条,叫做和气。
用他自己的话说,杀人是伤和气的,所以能救活一个,就是一个,毕竟参加民变的,原先就是民,这个理论,一年前,应该是对的杨鹤同志到任后,就发现不对了。
有一次,农民军进攻县城,被击退,抓住了几个俘虏,由杨鹤审问。
但还没问,杨鹤就发现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——他似乎见过这几个。
确实见过,阅兵的时候见过。
没错,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,曾经是他的部下。
强,弱,之间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?
对于这个疑问,最好的答案,应该是个反问——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?
在中国历史上,造反这类活,从来都是被动式,闲着没事干,但凡有口饭吃,是不会有人造反的,成本高,门槛也高。
但遗憾的是,造反这份工作,除了成本、门槛高外,技术含量还高。
要知道,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,主要是农民,农民的基本工作,是种地,基本工具,是锄头。
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,是明军士兵,士兵的基本工作,是杀人,基本工具,是刀剑。
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,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,是不太可能发生的,据史料记载,大部分情况,是几万农民军,战胜了几百明军,或是几百农民军,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。
而更大多数情况,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、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。
没办法,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,圣贤曾经说过,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,让他们去打仗,就是让他们送死。
没有训练,没有武器,没有兵法,没有指挥,就没有胜利。
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,他面对的情况,是完全不同的。
西北的民军里,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,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——明军,而且数量很多。
他们精通战术,作战狡猾,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,非常难以对付,且数量越来越多,民变越来越大。
出现此类情况,归根结底,原因就两个字——没钱。
之前我说过,朝廷没有钱,没有钱的结果,除了没钱赈灾外,还没钱发军饷。
据统计,当时全国的部队,大致有上百万人,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,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。
而且就连辽东军,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,拖几个月,也是经常的事。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。
辽东是前线,尚且如此,其他地方就别提了,西北一带,既然不是前线,自然没钱,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,穷得叮当响,据说连武器都卖了,只求换顿饭吃。
没钱赈灾,老百姓吃苦,也没辙,没钱发饷,当兵的吃苦,就有辙了。
兜里没钱,手里有刀,怎么办?
凉拌,开抢!
情况就是如此,官兵越来越少,民军越来越多,局势越来越撑不住。
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,大家都明白,就他不明白,等他明白了,跑也跑不掉了。
如果换个会打仗的,能用兵的,多少还能撑几天,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,是招抚理论,这就比较麻烦了,据说当时朝廷里,有些人开玩笑,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,就倒着爬出去。
就当时的情况看,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,大致是零。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,指日可待。
一年后,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,在这份名单上,有这样十几个名字:
神一魁、王左桂、王嘉胤、红狼、小红狼、点灯子、过天星、独头虎……(以下略去XX字)
以上人等,全部归降。
这些人是干嘛地,看名字就能猜到,但这些人什么分量,估计你就不知道了。
在当时的起义军中,最能打的,就是神一魁,此人具体情况不详,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,作战十分强悍,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。
王左桂、王嘉胤,如果你不知道,那不怪你,对这二位兄弟,只提一点就够了:当时,在王左桂的手下,有个小头目,叫做李自成。
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,叫做张献忠。
至于后面那几位,就不说了,说了也没人知道,你只要明白,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,随便一个摆出来,都能搅得天翻地覆。
都投降了。
除这些人之外,当时陕西、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,都投降了。
他们投降的对象,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,啥也不懂,不会打仗的杨鹤。
奇迹就这样发生了,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。
杨鹤不懂兵法,不熟军事,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——诚意。
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,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,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,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,最后,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。
事实证明,农民军之所以造反,并不是吃饱了撑的,只是因为吃不饱,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,给他们饭吃,自然愿意投降,毕竟造反这事,要经常出差,东跑西跑风险太大。
而对于杨总督,他们也是很客气的,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。
比如神一魁投降,约好地点,杨鹤打开城门,派出群众代表,热烈欢迎,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,在杨总督的率领下,前往关帝庙,在关老爷面前,宣誓投降(关老爷靠得住)。
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(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),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,特别是杨总督,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,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,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,并以此为荣。
一时间,西北喜讯接连,朝廷奔走相告,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,逢年过节,还互相送礼,致以节日的问候。
局面大好,大好,有效期,半年。
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,干过许多工作,明白很多道理,但是他并不知道,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,他就已经失败了。
因为有一个问题,他始终没弄明白。
正是这个问题,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。
这个问题是,他们为什么要造反?
答案是,为了活下去。
怎样才能活下去呢?
有钱,有粮食。
要说明这个问题,可以用一个三段论:
造反,是因为没钱、没粮食,投降,是因为有钱,有粮食。
杨鹤有钱,有粮食吗?
没有。
所以停止投降,继续造反。
在招降之前,杨鹤曾经认为,只要民军肯投降,事情就结束了,可是投降之后,他才明白,事情才刚开始。
光是神一魁的部队,就有三万多人,这么多人,怎么安置?
招来当兵,就别扯了,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,招来这些人,喝西北风?
赶回家种地,似乎也是白扯,年年灾荒,要能回家种地,谁还造反?
对于这个悖论,崇祯同志是知道的,也想了办法。
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,安排发放。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(内库)
里,拿出了十万两,交给杨鹤,让他拿去花。
应该说,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,民军们拿到钱,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。
具体是多长呢?
我前面说过了,半年。
半年,把钱都花完了,自然就不投降了,该怎么着还怎么着,继续反!
为了活下去。为了活下去。
猛人出场崇祯四年(1631),领了半年工资后,神一魁再次反叛,西北群起响应,而且这次阵势更大,合计有三十多万人。
搞到这个地步,朝廷极为不满,许多大臣纷纷上告。
杨鹤很委屈,他本来就不是武将,之所以跑来办这事,实在是被人弄来的,原来是吹吹牛而已,你偏认真,来了之后,都没闲着,天天忙活这事,钱花完了,人家又反了,我有什么办法?
崇祯更委屈,原本看你吹得挺好,觉得你能办事,才把你派过去,这么信任你,你招降了人,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,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,你把钱花完了,这帮人又反了,十万两都打了水飘,你干什么吃的?
杨鹤委屈,就写信给崇祯,说我本不想干,你硬要我干,我要招抚,也是没有办法。
崇祯委屈,就写了封命令:锦衣卫,把杨鹤抓起来。
崇祯四年(1631)九月,杨鹤被捕,后发配袁州。
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,由始至终,朝廷没人替他说话。
例外总是有的。
命令传出后,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,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。
如此黑锅都敢背,是不正常的,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,就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这位参政,是杨鹤的儿子,叫做杨嗣昌。
崇祯没有理睬,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,依然去了袁州。
帮父亲背锅,看起来,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。
从这份奏疏上,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,按照当时的逻辑,忠臣,必定就是孝子,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,他认定,此人将来必可大用。
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,父亲被发配了,对他而言,莫过于奇耻,从此,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,此仇,不共戴天。
杨鹤离开了,但这场大戏才刚开始,事实上,真正的猛人,才刚出场。
一年前,招抚失败后,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,进攻军事重镇韩城,韩城派人去找杨鹤,告急。
杨鹤很急,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,手中实在没有兵,但到这节骨眼上,就是自己拿菜刀,也不能不去了。
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,无奈,他想起了一个人。
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,但杨鹤相信,这个人是有办法的。
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,他的名字,叫做洪承畴。
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,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,你是总督都没办法,我怎么办?
但他并未抱怨,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,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,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。
这是文官、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,这年,他三十七岁。
洪承畴,字彦演,号亨九。福建南安人。
根据记载,此人的家世,可谓显赫一时:
曾祖父洪以诜,字德谦,中宪大夫,太傅兼太子太师、武央殿大学士。
曾祖母林氏、一品夫人。
祖父洪有秩,资政大夫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
祖母戴氏,夫人。
有这么一份简历,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。
可惜,洪承畴没能吃闲饭,事实上,他连饭都吃不上。
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,都是后来封的,换句话说,是他挣回来的。
洪承畴出生时,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,外出打工去了,他的母亲虽然穷,却比较有文化,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。
洪承畴很聪明,据说7岁就能背三字经,这是很了不起的,比如说我,27的时候,还只能背人之初,性本善。
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,洪承畴23岁,参加全省统考(乡试),他的成绩很好,全省第19名。
第二年,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,成绩更好,全国第17名,二甲。
然后分配工作,他被分配到刑部。
这个结果对他而言,是比较倒霉的。
原因我说过,在明代,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,必须当庶吉士,进翰林院。以洪承畴的成绩,应该能进,可是偏就没进。
此后的十几年,洪承畴混得还可以,当上了刑部郎中,又被外放地方,当了参政。
参政这个官,说大不大说小不小,通常混到最后,就是光荣退休。
没考上翰林的进士,混饭吃的小参政,到历史留名,骂声不绝,余音绕柱的大人物,只是因为,他外放的地方,是陕西。
刚去陕西的时候,洪承畴带了很多书,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,他没有打过仗,也没有杀过人。
据说在世界上,有这样一种人,他们天生就会打仗,天生就会杀人。
这是事实,不是据说。
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,军事天才,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、仆人、伙夫,就这么上了战场,却没有丝毫的胆怯。
面对优势敌军,他凭借卓越的指挥,轻易击败了起义军,斩杀五百余人,解围韩城。
在洪承畴人生中,有过无数次战役,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,最重要的,是这一次。
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,让洪承畴明白,他是多么的强大,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,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。
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,创造太平的盛世。
讽刺的是,他最终做到了,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。
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,具体表现在,他正确地意识到,杨鹤是一个蠢货。
招抚是没有用的,钱是不够用的,唯一有用的方式,是镇压。
三十年以来,书,是他仅有的寄托。
战后,他丢掉了书,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——开战。
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,此后的两个月里,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,连战连胜,民军闻之色变,望风而逃。
在历史上,他的这支军队,有一个专门的称呼——“洪兵”。
洪承畴是文官,杨鹤也是文官,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,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。
对待民军,杨鹤是很客气的,投降前,他好言好语招抚,投降后,他好吃好喝招待。
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,投降前,他说,如果不投降,就杀掉你们,投降后,他说,你们投降了,所以杀掉你们。
对于这件事情,我始终很疑惑,读圣贤书,就读出这么个觉悟?
自古以来,杀人放火之类的事,从来没断过,但公认最无耻的事,就是“杀降”,人家都投降了,你还要干掉他,太过缺德。
但更让我疑惑的是,这种缺德事,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,还经常干。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,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,后来也投降了。洪承畴听说后,决定请他吃饭。
还没吃完,一群人冲进来,把王左桂剁了。
我始终觉得,这事干得相当龌龊,就算动手,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。
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,不是抵挡到底被杀,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,总之,无论抵抗到底,还是不抵抗到底,都得被杀。
但事实告诉我们,在某些时候,这种方法是有效的,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。
这个某些人,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。
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,这里先不讲,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,也不讲,只讲一个问题——投降的次数。
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,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,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,但我不知道,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。
简单地说,他的投降次数,用一只手,是数不过来的,两只手都未必,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,有一次,从投降到再反,只用了十几天。
这是难能可贵的,一般说来,投降之后,也得履行个程序,吃个饭,洗个澡,找个地方定居,以上工作全部忙完,至少也得个把月,但张先生效率之高,速度之快,实在令人咂舌。
相比而言,李自成就好得多了,虽然他也投降,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,说不投降,就不投降,属于硬汉型人物。
大体而言,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,起兵、作战、被官军包围,投降,走出包围圈,拿起武器,继续作战。
此类表演,基本算是固定节目,数不胜数,很快,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。
洪承畴跟杨鹤不同,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,在他看来,要彻底扭转形势,不能招抚,不能受降,只有一个办法——赶尽杀绝。
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,短短几个月内,西北局势开始稳定,各路民军纷纷受挫,首领被杀。
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,包括崇祯。对他而言,高升是迟早的事。
但他毕竟太年轻,资历太浅,还要继续等。
两个月后,一件事情的发生,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。
崇祯四年(1631),估计是有心脏病,或是胆囊炎,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,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。
没胆的人死了,就让有胆的人上,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。
进步是没有止境的,又过了两个月,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,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,没人能顶替,也没人愿意顶替,除了洪承畴。
崇祯四年(1631)十月,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。
噩梦开始了。
当时的起义军,已经遍布西北,人数有几十万,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,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,什么八十老母,几岁小孩都带上,但看起来,确实相当吓人。
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,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,立即带了两千精兵,准备出战,到地方后,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。
然而他没有动手,就在那里看着,静静地看着,看了会,就走了。
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。
这是一列长队,从前到后,长几十里对这样的起义军,看看就行了,真要动手,就傻了。
问题在于,当时的西北,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,穿街过巷,比游行还壮观,见着就发怵。
然后,洪承畴来了在这个世界上,洪承畴害怕的东西,大致还不多。
在给朝廷的报告里,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:
西北民变,人数虽多,但大都是胁从,且老幼俱在,并无战力,真正精壮之人,十之一二而已,击其首,即可大破之。
这意思是,虽然闹事的人多,但真正能打仗的,十个人里面,最多也就一两个,把这几个人干掉,事情就结了。
实践证明,他的理论非常正确,所谓几十万义军,真正能打仗的,也就几万人而已。
而这几万人中,最强悍的,是三个人,王左桂、王嘉胤、神一魁。
只要除掉这三个人,大局必定。
这三个人中,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,所以下一个目标,是王嘉胤。
然而就在此时,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——王嘉胤死了。
王嘉胤是被杀的,杀掉他的人,是他的部下。
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,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。
逼他们的人,叫做曹文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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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,曾经找人算过一卦,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,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,有什么忌讳等等。
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,说了八个字:
始于东南,终于西北。
朱元璋建都南京,就是东南,按照这句话的指示,最后收拾他的人,是从西北过来的。
这句话看起来很玄,实际上倒未必。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,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,自古以来,中原政权完蛋,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,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、蒙古,都在西北一带。
但就崇祯而言,肯定是不信的,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,是后金。
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,就算是被灭了,也是始于东南,终于东北。
但事实告诉我们,算卦这种事,有时是很准的。
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,但原先并不大,最多就是几十个人,抢个商铺,拿几把菜刀,闹完后上山当匪,杀掉的最高官员,也就是个知县,如果混得好,没准将来还能招安,当正规军。
但到崇祯元年,事情闹大了。
整个陕西、甘肃一带,民变四起,杀掉知县,只能算起步了,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,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,经常到处流窜,到哪抢哪。
这种团伙,史书上称之为流贼。
流贼的特点是,四处跑,抢完就走,打一枪换个地方,组织性不强,昨天抢完,今天就走,可以,昨天被抢,今天加入抢别人,也可以。成员流动性很大,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。
当时的西北,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,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,但久而久之,问题出现了,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,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,团伙成员文化又低,天天跟着混,时间长了,很难分清谁是谁。
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,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——取外号。
所以在崇祯元年,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,有如下称呼:
飞天虎、飞山虎、混天王、王和尚、黑杀神、大红狼、小红狼、一丈青、上天龙、过天星。
全是外号。
取这样的外号,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,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,你要取个左将军、右都督之类的称号,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,而且这种外号,大都是神魔鬼怪,叫起来相当威风。
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,别问我,我也不知道。
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,且从业者很多,要是运气不好,刚入行,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,也很正常。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,使用率很高,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,要搞清楚谁是谁,实在很难。
无论叫什么,姓甚名谁,其实都无所谓,说这么多,只是要你知道,当时的西北,已经不可收拾。
按一般史书的说法,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,是因为明朝末年,朝廷腐败,经济萧条,贪官污吏,苛捐杂税数不胜数,民不聊生,于是铤而走险。
这种说法,就是传说中的套话,虽说不是废话,也差不多。
因为事实并非如此。
很多人并不知道,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,比如东南沿海,经济真是不要太好,开生意做买卖,相当红火,大家齐心协力,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,萧什么条?
赋税也没多少,以往两百多年,官田的赋税,只有百分之十,民间地主的赋税,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。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。当然,个把地主恶霸除外。
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,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,遇到了一件东西。
中庸有云:国之将兴,必有祯祥,国之将亡,必有妖孽。
其实遇到妖孽,倒也没什么,毕竟还有实体,实在不行,找人灭了它。
崇祯遇上的,叫做灾荒。
翻开史书,你会不禁感叹,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:
崇祯元年,陕西旱灾。崇祯二年,陕西旱灾,崇祯三年,陕西旱灾,崇祯四年,陕西旱灾…………
灾荒之后,没有粮食吃,就是饥荒。
没有粮食吃,就吃人。
对受灾的人而言,吃人,并非童话。
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,是不能四处乱跑的,如果没看住,跑了出去,基本就算没了。
注意,不是失踪,是没了。
失踪的意思,是被拐卖了,没了的意思,是被吃了。
据说,当时还有人肉市场,具体干什么买卖,看名字就知道。
据说这么多,只想告诉你,这并不是童话,也不是神话,而是真话。
既然有灾荒,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?
答案很简单,没钱。
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,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,是没钱。
我表示同意,财政赤字太多,争得没有花的多,最后垮台。
但他看了看我,说:我说的没钱,不是没有收入,是没钱。
有什么区别吗?
然后,他讲了一个小时,再然后,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,明白了区别。
我很想从头到尾,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。但如果这样做,我会很累,你们也会很累,所以我决定,用几句话,把这个问题说清楚。
明朝灭亡,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,事实上,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。
所谓没钱,是没有白银。
明朝,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,到崇祯接班的时候,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,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,就是货币。
明朝的货币,是白银。
简单地说,没钱的意思,就是没有白银,没有白银,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,有多少财政报表,都是胡扯淡。
举个例子,陕西受灾,朝廷估算,要赈灾,必须一百万两白银,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,也换不来一两银子,因为没有白银,所以无法赈灾。
好了,下一个问题,为什么没有白银。
先纠正一下,不是没有白银,而是白银不够。
为什么白银不够?
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,我不太想讲,估计人也不太想听。
但不讲似乎也不行,简单说两句。
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,就是白银有限,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,未必能挣回来一两,加上我国人民,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,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,不喜欢花,要么存在家里,要么溶掉,做几个香炉、人像之类的,还能美化环境,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。
更重要的是,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,经济越发达,需要的白银就越多,可是白银就那么多,所以到最后,白银就不够用了。
这种现象,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——通货紧缩。
我知道,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——为什么不用纸币?
很好,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,说明你很聪明。
但我要告诉你,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,有人问过这个问题。这个人的名字,叫朱元璋。六百多年前,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,所以开始发行纸币。
在经济学中,有这样一句谚语: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。
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,无论你多牛,都要照规矩来。
朱元璋就是牛人,也要按规矩来。虽然他发行了纸币,一千、一万都印过,可惜的是,几百年来,大家还是认白银,就不认纸币,再牛都没用。
这个问题到此为止,多余的话就不说了,你只要知道,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,之所以赈灾不成,是因为没有钱,之所以没有钱,是因为没有白银,之所以没有白银……
当然,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,除去天灾、银祸外,还有点地方特色。
西北一带,向来比较缺水,比较穷困,比较没人理,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,所以这个地方的人,过得比较苦。
生活艰苦,饭都没处吃,自然没条件读书。
没条件读书,自然考不上功名,考不上功名,自然没官做。
没官做,也得找事做。
西北一带的人,最主要的工作,就是当兵。
生活艰苦,民风自然彪悍,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。
除了当兵之外,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——驿站。
驿站虽说比较小,但好歹是官办的,也算是吃皇粮的,而且各省都有拨款,搞点潜规则,多少能捞点油水,养活自己,是不成问题的。
据统计,光是甘肃陕西,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。
崇祯二年(1629),驿站没了。
之前我说过,被裁掉了,裁掉它的,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。
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,灾荒、钱慌、又夺了人家的饭碗,如果不闹,就不正常了。
他不是故意的。
所有的一切,都是偶然。偶然的灾荒,偶然裁掉驿站,偶然的地点。
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,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。
可惜,全都偶然了。
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,因为我认定,在这些偶然的背后,隐藏着一个必然,一个真正的,决定性的原因。
就是这个原因,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
我想了很久,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,四个字——气数已尽。
这个世界上的一切,大致都是有期限的,一个人能红两年,很可能是偶然的,能红十年,就是有道行的,能红二十年,那是刘德华。
公司也一样,能开两年,很正常,能开二十年,不太正常,能开两百年的,自己去数。
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,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,也不少。最多也不过三百年,明朝开了二百多年,够意思了。
抚战当然,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,无论如何,他都要撑下去,否则将来到地下,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。
所以他派出了杨鹤。
杨鹤,湖广武陵人(湖南常德),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经朝廷一致推荐,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,三边总督,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。
工作交接十分简单,应该说,基本不用交接,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,武之望已经死了。
不是他杀,是自杀。
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,鉴于西北民变太多,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,索性自杀。
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,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。
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,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,才当上佥都御史,混成这样,全靠他那张嘴。
皇帝喜欢魏忠贤,他骂魏忠贤,皇帝讨厌熊廷弼,他为熊廷弼辩护。想什么说什么,几起几落,该怎么来还怎么来。
崇祯元年,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,当时民变四起,大家都在商议对策。
有一次,几个人聚到一起,聊天,聊的就是这个,杨鹤就在其中。
杨鹤是都察院的,这事跟他本无关系,他之所以掺和进来,还是两个字——嘴欠。
反正是吹牛,不用动真格的,就瞎聊,这个说要打,那么说要杀,如此热闹,杨鹤终于忍不住了,他说,不能打,也不能杀。
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——元气说。
在他看来,造反的人,说到底,也还是老百姓,如果杀人太多,就是损伤元气,国家现在比较困难,应该培养元气,不能乱杀。。
几句话,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,对于他的观点,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——胡说八道。
不杀人,怎么平乱?
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,不要紧,有一个人接受就行。
不久之后,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,十分高兴,召见了杨鹤。
好事一件接着一件,很快,吏部主动提出,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,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,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。
杨鹤不想去,原因很简单,本来就是吹吹牛的,压根不会打仗,去了干啥?被人打?
但是牛都吹了,外加吏部支持,皇帝支持,如此重任在肩,咬咬牙就去了。
可是杨同志不知道,吏部之所以支持他,是因为讨厌。皇帝之所以支持他,是因为省事。
和杨鹤不同,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,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,砍人是要死人的,死人是要流血的,杨鹤这套把戏,也只能忽悠人,为达到前事不忘、后事之师的效果,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,乱讲话要倒霉,才着力推荐他去。
死在那边最好,就算不死,也能脱层人皮相比而言,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,他之所以喜欢杨鹤,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——省钱的理论。
不花钱,不杀人,不用军饷,不用调兵,就能平息叛乱,太省了。
就算是忽悠人的,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,很省成本,如此生意,不做白不做。
就这样,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,至少在当时,他的自我感觉很好。
杨鹤理论之中,最核心的一条,叫做和气。
用他自己的话说,杀人是伤和气的,所以能救活一个,就是一个,毕竟参加民变的,原先就是民,这个理论,一年前,应该是对的杨鹤同志到任后,就发现不对了。
有一次,农民军进攻县城,被击退,抓住了几个俘虏,由杨鹤审问。
但还没问,杨鹤就发现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——他似乎见过这几个。
确实见过,阅兵的时候见过。
没错,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,曾经是他的部下。
强,弱,之间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?
对于这个疑问,最好的答案,应该是个反问——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?
在中国历史上,造反这类活,从来都是被动式,闲着没事干,但凡有口饭吃,是不会有人造反的,成本高,门槛也高。
但遗憾的是,造反这份工作,除了成本、门槛高外,技术含量还高。
要知道,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,主要是农民,农民的基本工作,是种地,基本工具,是锄头。
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,是明军士兵,士兵的基本工作,是杀人,基本工具,是刀剑。
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,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,是不太可能发生的,据史料记载,大部分情况,是几万农民军,战胜了几百明军,或是几百农民军,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。
而更大多数情况,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、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。
没办法,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,圣贤曾经说过,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,让他们去打仗,就是让他们送死。
没有训练,没有武器,没有兵法,没有指挥,就没有胜利。
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,他面对的情况,是完全不同的。
西北的民军里,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,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——明军,而且数量很多。
他们精通战术,作战狡猾,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,非常难以对付,且数量越来越多,民变越来越大。
出现此类情况,归根结底,原因就两个字——没钱。
之前我说过,朝廷没有钱,没有钱的结果,除了没钱赈灾外,还没钱发军饷。
据统计,当时全国的部队,大致有上百万人,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,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。
而且就连辽东军,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,拖几个月,也是经常的事。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。
辽东是前线,尚且如此,其他地方就别提了,西北一带,既然不是前线,自然没钱,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,穷得叮当响,据说连武器都卖了,只求换顿饭吃。
没钱赈灾,老百姓吃苦,也没辙,没钱发饷,当兵的吃苦,就有辙了。
兜里没钱,手里有刀,怎么办?
凉拌,开抢!
情况就是如此,官兵越来越少,民军越来越多,局势越来越撑不住。
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,大家都明白,就他不明白,等他明白了,跑也跑不掉了。
如果换个会打仗的,能用兵的,多少还能撑几天,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,是招抚理论,这就比较麻烦了,据说当时朝廷里,有些人开玩笑,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,就倒着爬出去。
就当时的情况看,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,大致是零。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,指日可待。
一年后,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,在这份名单上,有这样十几个名字:
神一魁、王左桂、王嘉胤、红狼、小红狼、点灯子、过天星、独头虎……(以下略去XX字)
以上人等,全部归降。
这些人是干嘛地,看名字就能猜到,但这些人什么分量,估计你就不知道了。
在当时的起义军中,最能打的,就是神一魁,此人具体情况不详,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,作战十分强悍,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。
王左桂、王嘉胤,如果你不知道,那不怪你,对这二位兄弟,只提一点就够了:当时,在王左桂的手下,有个小头目,叫做李自成。
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,叫做张献忠。
至于后面那几位,就不说了,说了也没人知道,你只要明白,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,随便一个摆出来,都能搅得天翻地覆。
都投降了。
除这些人之外,当时陕西、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,都投降了。
他们投降的对象,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,啥也不懂,不会打仗的杨鹤。
奇迹就这样发生了,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。
杨鹤不懂兵法,不熟军事,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——诚意。
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,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,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,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,最后,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。
事实证明,农民军之所以造反,并不是吃饱了撑的,只是因为吃不饱,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,给他们饭吃,自然愿意投降,毕竟造反这事,要经常出差,东跑西跑风险太大。
而对于杨总督,他们也是很客气的,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。
比如神一魁投降,约好地点,杨鹤打开城门,派出群众代表,热烈欢迎,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,在杨总督的率领下,前往关帝庙,在关老爷面前,宣誓投降(关老爷靠得住)。
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(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),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,特别是杨总督,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,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,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,并以此为荣。
一时间,西北喜讯接连,朝廷奔走相告,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,逢年过节,还互相送礼,致以节日的问候。
局面大好,大好,有效期,半年。
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,干过许多工作,明白很多道理,但是他并不知道,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,他就已经失败了。
因为有一个问题,他始终没弄明白。
正是这个问题,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。
这个问题是,他们为什么要造反?
答案是,为了活下去。
怎样才能活下去呢?
有钱,有粮食。
要说明这个问题,可以用一个三段论:
造反,是因为没钱、没粮食,投降,是因为有钱,有粮食。
杨鹤有钱,有粮食吗?
没有。
所以停止投降,继续造反。
在招降之前,杨鹤曾经认为,只要民军肯投降,事情就结束了,可是投降之后,他才明白,事情才刚开始。
光是神一魁的部队,就有三万多人,这么多人,怎么安置?
招来当兵,就别扯了,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,招来这些人,喝西北风?
赶回家种地,似乎也是白扯,年年灾荒,要能回家种地,谁还造反?
对于这个悖论,崇祯同志是知道的,也想了办法。
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,安排发放。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(内库)
里,拿出了十万两,交给杨鹤,让他拿去花。
应该说,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,民军们拿到钱,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。
具体是多长呢?
我前面说过了,半年。
半年,把钱都花完了,自然就不投降了,该怎么着还怎么着,继续反!
为了活下去。为了活下去。
猛人出场崇祯四年(1631),领了半年工资后,神一魁再次反叛,西北群起响应,而且这次阵势更大,合计有三十多万人。
搞到这个地步,朝廷极为不满,许多大臣纷纷上告。
杨鹤很委屈,他本来就不是武将,之所以跑来办这事,实在是被人弄来的,原来是吹吹牛而已,你偏认真,来了之后,都没闲着,天天忙活这事,钱花完了,人家又反了,我有什么办法?
崇祯更委屈,原本看你吹得挺好,觉得你能办事,才把你派过去,这么信任你,你招降了人,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,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,你把钱花完了,这帮人又反了,十万两都打了水飘,你干什么吃的?
杨鹤委屈,就写信给崇祯,说我本不想干,你硬要我干,我要招抚,也是没有办法。
崇祯委屈,就写了封命令:锦衣卫,把杨鹤抓起来。
崇祯四年(1631)九月,杨鹤被捕,后发配袁州。
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,由始至终,朝廷没人替他说话。
例外总是有的。
命令传出后,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,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。
如此黑锅都敢背,是不正常的,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,就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这位参政,是杨鹤的儿子,叫做杨嗣昌。
崇祯没有理睬,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,依然去了袁州。
帮父亲背锅,看起来,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。
从这份奏疏上,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,按照当时的逻辑,忠臣,必定就是孝子,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,他认定,此人将来必可大用。
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,父亲被发配了,对他而言,莫过于奇耻,从此,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,此仇,不共戴天。
杨鹤离开了,但这场大戏才刚开始,事实上,真正的猛人,才刚出场。
一年前,招抚失败后,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,进攻军事重镇韩城,韩城派人去找杨鹤,告急。
杨鹤很急,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,手中实在没有兵,但到这节骨眼上,就是自己拿菜刀,也不能不去了。
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,无奈,他想起了一个人。
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,但杨鹤相信,这个人是有办法的。
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,他的名字,叫做洪承畴。
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,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,你是总督都没办法,我怎么办?
但他并未抱怨,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,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,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。
这是文官、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,这年,他三十七岁。
洪承畴,字彦演,号亨九。福建南安人。
根据记载,此人的家世,可谓显赫一时:
曾祖父洪以诜,字德谦,中宪大夫,太傅兼太子太师、武央殿大学士。
曾祖母林氏、一品夫人。
祖父洪有秩,资政大夫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
祖母戴氏,夫人。
有这么一份简历,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。
可惜,洪承畴没能吃闲饭,事实上,他连饭都吃不上。
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,都是后来封的,换句话说,是他挣回来的。
洪承畴出生时,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,外出打工去了,他的母亲虽然穷,却比较有文化,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。
洪承畴很聪明,据说7岁就能背三字经,这是很了不起的,比如说我,27的时候,还只能背人之初,性本善。
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,洪承畴23岁,参加全省统考(乡试),他的成绩很好,全省第19名。
第二年,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,成绩更好,全国第17名,二甲。
然后分配工作,他被分配到刑部。
这个结果对他而言,是比较倒霉的。
原因我说过,在明代,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,必须当庶吉士,进翰林院。以洪承畴的成绩,应该能进,可是偏就没进。
此后的十几年,洪承畴混得还可以,当上了刑部郎中,又被外放地方,当了参政。
参政这个官,说大不大说小不小,通常混到最后,就是光荣退休。
没考上翰林的进士,混饭吃的小参政,到历史留名,骂声不绝,余音绕柱的大人物,只是因为,他外放的地方,是陕西。
刚去陕西的时候,洪承畴带了很多书,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,他没有打过仗,也没有杀过人。
据说在世界上,有这样一种人,他们天生就会打仗,天生就会杀人。
这是事实,不是据说。
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,军事天才,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、仆人、伙夫,就这么上了战场,却没有丝毫的胆怯。
面对优势敌军,他凭借卓越的指挥,轻易击败了起义军,斩杀五百余人,解围韩城。
在洪承畴人生中,有过无数次战役,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,最重要的,是这一次。
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,让洪承畴明白,他是多么的强大,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,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。
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,创造太平的盛世。
讽刺的是,他最终做到了,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。
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,具体表现在,他正确地意识到,杨鹤是一个蠢货。
招抚是没有用的,钱是不够用的,唯一有用的方式,是镇压。
三十年以来,书,是他仅有的寄托。
战后,他丢掉了书,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——开战。
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,此后的两个月里,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,连战连胜,民军闻之色变,望风而逃。
在历史上,他的这支军队,有一个专门的称呼——“洪兵”。
洪承畴是文官,杨鹤也是文官,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,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。
对待民军,杨鹤是很客气的,投降前,他好言好语招抚,投降后,他好吃好喝招待。
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,投降前,他说,如果不投降,就杀掉你们,投降后,他说,你们投降了,所以杀掉你们。
对于这件事情,我始终很疑惑,读圣贤书,就读出这么个觉悟?
自古以来,杀人放火之类的事,从来没断过,但公认最无耻的事,就是“杀降”,人家都投降了,你还要干掉他,太过缺德。
但更让我疑惑的是,这种缺德事,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,还经常干。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,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,后来也投降了。洪承畴听说后,决定请他吃饭。
还没吃完,一群人冲进来,把王左桂剁了。
我始终觉得,这事干得相当龌龊,就算动手,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。
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,不是抵挡到底被杀,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,总之,无论抵抗到底,还是不抵抗到底,都得被杀。
但事实告诉我们,在某些时候,这种方法是有效的,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。
这个某些人,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。
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,这里先不讲,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,也不讲,只讲一个问题——投降的次数。
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,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,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,但我不知道,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。
简单地说,他的投降次数,用一只手,是数不过来的,两只手都未必,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,有一次,从投降到再反,只用了十几天。
这是难能可贵的,一般说来,投降之后,也得履行个程序,吃个饭,洗个澡,找个地方定居,以上工作全部忙完,至少也得个把月,但张先生效率之高,速度之快,实在令人咂舌。
相比而言,李自成就好得多了,虽然他也投降,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,说不投降,就不投降,属于硬汉型人物。
大体而言,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,起兵、作战、被官军包围,投降,走出包围圈,拿起武器,继续作战。
此类表演,基本算是固定节目,数不胜数,很快,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。
洪承畴跟杨鹤不同,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,在他看来,要彻底扭转形势,不能招抚,不能受降,只有一个办法——赶尽杀绝。
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,短短几个月内,西北局势开始稳定,各路民军纷纷受挫,首领被杀。
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,包括崇祯。对他而言,高升是迟早的事。
但他毕竟太年轻,资历太浅,还要继续等。
两个月后,一件事情的发生,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。
崇祯四年(1631),估计是有心脏病,或是胆囊炎,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,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。
没胆的人死了,就让有胆的人上,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。
进步是没有止境的,又过了两个月,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,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,没人能顶替,也没人愿意顶替,除了洪承畴。
崇祯四年(1631)十月,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。
噩梦开始了。
当时的起义军,已经遍布西北,人数有几十万,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,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,什么八十老母,几岁小孩都带上,但看起来,确实相当吓人。
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,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,立即带了两千精兵,准备出战,到地方后,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。
然而他没有动手,就在那里看着,静静地看着,看了会,就走了。
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。
这是一列长队,从前到后,长几十里对这样的起义军,看看就行了,真要动手,就傻了。
问题在于,当时的西北,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,穿街过巷,比游行还壮观,见着就发怵。
然后,洪承畴来了在这个世界上,洪承畴害怕的东西,大致还不多。
在给朝廷的报告里,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:
西北民变,人数虽多,但大都是胁从,且老幼俱在,并无战力,真正精壮之人,十之一二而已,击其首,即可大破之。
这意思是,虽然闹事的人多,但真正能打仗的,十个人里面,最多也就一两个,把这几个人干掉,事情就结了。
实践证明,他的理论非常正确,所谓几十万义军,真正能打仗的,也就几万人而已。
而这几万人中,最强悍的,是三个人,王左桂、王嘉胤、神一魁。
只要除掉这三个人,大局必定。
这三个人中,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,所以下一个目标,是王嘉胤。
然而就在此时,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——王嘉胤死了。
王嘉胤是被杀的,杀掉他的人,是他的部下。
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,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。
逼他们的人,叫做曹文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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