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七章 胡惟庸案件
胡惟庸胜利了,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,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,现在他大权在握,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。
但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?
他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,不是他比刘基更强,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他的一边。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,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,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,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。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,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。
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,并不是因为他很强,相反,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,所以朱元璋才让胡惟庸成为了胜利者。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。
于是,在打垮刘基后,胡惟庸越发猖狂,他贪污受贿,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,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,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,官员升降,处决犯人,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。
洪武六年(1373),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,独揽丞相大权,并掌权七年之久。
但让人费解的是,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,这是很不寻常的。
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,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,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,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,就被他勒令退休,胡惟庸何许人也?即无军功,也无政绩,居然敢如此放肆!
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,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,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,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。
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,分析其中的本质时,就会发现大有文章。
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,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,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,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,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,直到最后,他的弟弟企图谋反,郑庄公才出兵灭掉了他的弟弟。
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,传为美谈,可是也有人指出,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,是想要他弟弟的命,才纵容他的不法。
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,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——这是一个阴谋。
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,成语是欲擒故纵,学名叫捧杀,俗语是将欲取之,必先与之,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是“别看今天闹得欢,当心将来拉清单”。
但我们还有一个疑问,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,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,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?
不错,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历史,就会发现,胡惟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,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。
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,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,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“不为小利,必有大谋”,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,陈友谅、张士诚、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,何况小小的胡惟庸!
他这样委屈自己,只因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,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,也不是淮西集团,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。
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,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,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天下是靠他的能力争来的,偏偏有人要来分权,真是岂有此理!
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,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是必不可少的。要废除这个制度,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,而胡惟庸这样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借口。
他静静的注视着胡惟庸,等待着机会的到来。
【胡惟庸的对策】
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,但他并不笨。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,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。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,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,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,这个人要么不做,要么就做绝,从不妥协。
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,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,那就是拉人下水。
在他看来,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,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同一边。所谓法不责众,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。
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,先找好对象,然后封官许愿,大家一起吃个饭,沐个浴,然后搞点娱乐节目,情感交融之后,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,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,如果谈话中能流下点“真诚”的泪水,那么效果会更好。
这一套下来,双方就成了铁兄弟,然后就是结盟发誓,有福必然共享,有难必然同当。
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,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很多,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,是不用拉的,下水还要人拉,可见这“水”不是油锅就是火坑,正所谓“有危险你去,黑锅你背”是也。一旦有了什么麻烦,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,有福自然我享。
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、御史大夫陈宁、都督毛骧等一批重臣,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。
但胡惟庸并不满足,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——李善长。
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,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,那就是免死铁券。
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,在明朝,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,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,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,只要你没丢掉(估计也不会有人丢),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,就可以免除一死。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,费尽心思想搞到一张,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顶用,那些有幸拿到的,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,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,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两个脑袋。
李善长就有这样宝贝,而且还有两张,胡惟庸拼命巴结他,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,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,但李善长不死,自己就有了靠山。
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,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,就像支票一样,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,皇帝就是开票行,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,他说过期就过期。很难想象皇帝下决心杀掉某人,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改变主意。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“我捧得起你,就踩得倒你!”
换个思维来看,其中的变数也很多,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,他大可把你关起来,打你个半死,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找人害你一下,然后报个暴病而死。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,又遂了心愿,一举两得。不是我不守信用,实在是你没福气啊。
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,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水平。
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,李善长并未理睬他,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,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的手上,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,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,现在居然不自量力,要和朱元璋较劲,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。事易时移啊,他坚定的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。
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,看人倒还是有一套的,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,便开始走亲戚路线,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,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。李存义得了好处,便不停的游说李善长。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严辞喝斥李存义,后来听得多了,也就默许了,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我已经老了,等我死后,你们自己看着办吧”(吾老矣,吾死,汝等自为之)。
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。
胡惟庸终于放心了,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,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!你能做皇帝,我就不能吗!
现在看来,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。
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,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,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,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,而这又谈何容易,真是一道难题啊。
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,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,水平是相当的高。
“那就都杀掉吧。”
【杀人偿命】
在杀人这件事情上,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,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,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,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。
这一天很快到来了。
在一次出游中,胡惟庸的儿子坠马,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。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,就杀了马车夫。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,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。
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,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,一见到朱元璋,他便忙不迭的诉起苦来,说自己是如何可怜,儿子如何孝顺,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,违章压线行驶等等,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。
他只是沉默,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。
胡惟庸仍不知趣,不停的述说着委屈,等到他发现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,他停住了,看着朱元璋,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。
令人恐惧的沉默。
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,他走到胡惟庸面前,用不大却十分清楚地声音平静的说道:“杀人偿命。”
然后他飘然而出,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。
胡惟庸呆住了,他一直坐在椅子上,呆若木鸡的看着前方。
突然,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,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,但是没有用,他全身都抖动起来,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。
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,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。
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,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,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,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。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,他不断的感觉到自己的强大。在同党的吹捧中,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,成为最高的统治者!
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,他才感觉到,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得太远。自己也算是个人才,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,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。
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呢,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,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,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,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。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,忍受过无数的痛苦,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,不惧怕任何的敌人。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,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!
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,不是他没有野心,而是因为畏惧。
不用交手,胡惟庸已经明白,自己上错了擂台,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公斤级的选手。
但后悔已经太晚了,就一条路走到黑吧。
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,很多史料记载,是胡惟庸准备谋反,为人揭发,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。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,此事另有隐情,在我看来,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。
洪武十二年(1379)十月,占城国(今越南中部)派使节来南京进贡。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,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,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,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,他严辞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(时任左都御史)。
其实这个时候,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,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。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,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。
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,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,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,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,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,然后囚系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。
既然不是你就是他,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。
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,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他并没有等太久。
涂节是胡惟庸的死党,他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,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。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,发动舆论攻击政敌,拉帮结派图谋不轨,哪样都少不了他,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。
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——致你于死地的同党。
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,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。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,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、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,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。然后他命令,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,如果查证属实,一律处死!
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,事实证明,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,因为太麻烦,而一律处死很容易,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。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,而是死打一顿,打完再说,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,反正也是办公事,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
然后就是询问同党,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,东扯西拉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,只要自己认识的,有一面之缘的,借过钱的,还过债的,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。审案官员自然大喜,上奏皇帝,再去抓其他人,于是案件越来越大,从洪武十三年(1380)案发,连续查了好几年,被杀者超过一万人。
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,事实证明,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,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。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,他唯一的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。
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涂节,他的结局颇有戏剧色彩,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,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,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相遇,会有何感慨。
胡惟庸死了,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,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,看着下面的大臣们,这些可怜的幸存者,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,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,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,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。
该结束了吧,我们只想活下去。
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,在他看来,要做的事情还很多。
不要急,好戏才刚开始。
值得注意的是,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,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。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,安排机构分流人员,如此大动作,却干得雷厉风行,干净利落,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早有准备的,就如同水浒传的宋江,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,一旦“勉为其难”答应了,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。
无论如何,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,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,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,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,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,这将是他人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。
要解释这个问题,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。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。
【丞相是怎样炼成的】
很多朋友会问,了解史实不是已经很有趣了吗,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历史本质类的东西呢,我们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做的好处。
大家知道,史实丰富多彩,写起来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,读起来也更有趣,而所谓的历史内涵和规律却相当的枯燥。但请大家注意,掌握这些内涵和规律却可以让你拥有想象不到的能力。
相信很多人对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个智慧化身非常崇拜,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,即使住在农村里,一年进不了几次城,也能够知道天下大势,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,如诸葛亮之于隆中对,刘伯温之于安丰之战,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呢。
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于看到事情的表面,而是深刻的理解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。我们知道,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,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,他们就不会再害怕,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,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,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怎样炼成的规律后,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,你不需要再往下看,也能对他的将来作出判断,只要这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,你就能肯定,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。这就是规律的力量。当你掌握了那些旁人不知道的规律和内涵时,你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的钥匙!
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规律,其实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,更重要的是,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,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刘伯温、诸葛亮之路。
我坚信,这是很有可能的。
我们就此开始吧,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,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,他刚刚当完了地主,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,但在丞相这一篇中,他不能直接当丞相,而是要先当村长。
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,他就要开始管理,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,看甲家的门有没锁好,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,村子不大,一天可以逛两三趟,完事后回家睡觉,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。
不久,张三当上了乡长,乡很大,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,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,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。
由于工作出色,张三当上了知县,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,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报告,并完全信任他们。
之后张三不断升官,从知府到布政史,再到丞相,全国都归他管(我们假设没有皇帝),这下子张三就忙了,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,每天见无数的人,忙到晚上还没完,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,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作出决断,他实在太累了,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,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。
大概情况就是这样,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,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。
由于全国事情太多,而皇帝的精力有限,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,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。
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,这个故事虽然简单,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——分权制衡理论。
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,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,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,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,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利交出去的,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,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。
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,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。
说到底,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,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,并且还能反驳皇帝,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,他认为,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,自己给了他工作,给了他权力,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。
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,还要管自己的私事。想修个房子他要管,说是费钱,想出去玩他要管,说是劳民。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,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,他也要管,不但要管,还振振有词,美其名曰“为了陛下身体着想”,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,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。
到底谁是老板,谁是打工的?
问题在于,你还不能发脾气,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,你要接受他的意见,态度还要好。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,甚至于处罚了他。那麻烦就来了,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,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,而你就很不幸的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。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,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。
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,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,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。
唉,这些讨厌的家伙。
因为这些原因,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,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,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,但问题在于,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,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。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,他们还要享受生活,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,没有那么强的精力。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,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。
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,小伙子身体棒,精神头儿足,饭量大,一顿能扒好几碗,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,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,在他看来,把丞相赶回家,也不过是多干点活,自己累点,也没什么。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。
吴晗先生统计过,从洪武十七年(1384)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,仅仅八天内,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,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,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,处理四百件事情。
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,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,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。但他就这么不停的干下,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,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,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,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,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,都是什么三皇五帝,仁义道德之类,朱元璋当机立断,命令不要再读下去,数了下字数,已经有一万多字了。
朱元璋气极,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,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。
可以看到,废除丞相制度后,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不过他并不在意,因为在他看来,多干点活就行了,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。
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,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。
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。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,向着自己的方向拉,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,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,那就是不能太过分。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。
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,他告诉拔河的双方,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,大臣不能干涉,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,皇帝应该允许。
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,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。
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,能做什么,就在这样的规则中,权力达到了平衡。
而朱元璋不守规则,改变了这一切,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,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,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。
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,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,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。
事实证明他错了,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,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,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,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。
他们也不守规则。
我们要说明一下,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,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,并不一定是件坏事。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,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。
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,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,这些规则看不见,摸不着,却始终起着作用。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,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,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。很多的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,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,经过验证,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。
这些规则实在是太神奇了,如果你依照这些规则去做,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而如果你违反这些规则,你将受到它的惩罚。
在历史中也存在神奇的规则,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,没有人可以抗拒它。
在这场拔河中,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,一千余年来,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,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,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丞相制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确实做到了。
他取消了丞相的官位,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。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丞相的称呼,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真的胜利了吗?
事实证明,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,它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,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外,其余的一切和丞相都没有什么区别,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他们的权力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丞相。
他们无孔不入,无所不管。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,还管理皇帝的私事,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(正德),不准皇帝吃伟哥(隆庆),不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(万历),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,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(高拱、张居正)!
朱元璋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,最终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,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,想要买一块肥皂,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。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,估计也只能哭笑不得了。
朱元璋,你是伟大的,但也是渺小的。
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面前,你是那么的弱小,你的抵抗是那么的无力。
历史大潮,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!
诚如斯言。
【特务】
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,废除了丞相制度,但他并没有罢手,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。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,事实证明,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,对自己的亲属,他也一视同仁。他改组了大都督府,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、中、右、前、后五部分,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,他也没有放过。
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,而且触怒过朱元璋,朱元璋决定送佛送上天,连李文忠一起杀掉。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,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,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,留他一条命。朱元璋从不卖别人的面子,但马皇后与他共过患难,情深意重,于是他听从了劝告,放过了李文忠,但仍严厉处罚了他,并削去了他的职位。
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,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。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大臣,朱元璋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,无人可以例外。
胡惟庸案件牵涉的人越来越多,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屠杀。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持名单,到各个衙门去找人,找到就抓,抓回就打,然后逼供,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。这些人权力极大,即使衙门正在办公,他们也能公然闯入,抓走所谓的犯人。
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,往往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,这些人一进门,就把那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拷上枷锁带走。下面的犯人也看得目瞪口呆。
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是两个部门,一个叫亲军督尉府,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并不熟悉,但要说到它后来的名字,那可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——锦衣卫。
另一个其实并不能称为部门,而只能叫群体,这个群体的名字叫检校。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,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。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。这些人晚上不睡觉,到处转悠,从史料来看,他们的窃听和跟踪手法十分高明。比如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上朝,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,宋讷大吃一惊。朱元璋拿出一幅画,正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。
这真是让人毛骨悚然,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,他在自己家里生气,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,还居然饶有兴致的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,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,深更半夜,你坐在自家房里,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(很有可能就在你家),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,一边帮你画像。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。
这些检校的来源也很复杂,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,也有文武官员,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相识——和尚。这些人互相不认识,只受朱元璋调遣。
这些人无孔不入,捕风捉影,制造了很多冤案,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,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越来越得心应手,杀人越来越多。
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,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,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。
宋濂是朱元璋手下著名的文臣,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,他是刘基的老乡,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,当太子朱标的老师。
他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,在他的教导下,朱标和他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,为人宽厚仁慈,甚有明君之状,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,担任总裁官。
但朱元璋并不看重他,在朱元璋的心中,宋濂只是一个文人,写点文章还行,并不能出谋划策,所以他授予宋濂的最高官职只是小小的翰林学士(五品)。直到洪武十年(1377)宋濂退休,他的官职还只是学士。
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,却相当信任他,这在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宋濂的个性。宋濂是出名的老实人,无论什么事情,从来都是实话实说。朱元璋曾经感叹过:宋濂侍候我二十年,没有说过一句假话,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,真是一个贤人啊。
宋濂退休时六十八岁,朱元璋送给他一块布料,并嘱托他三十二年后,拿此料做一件“百寿衣”。宋濂感动得老泪横流。
然而还不到三年,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件新衣服——囚服。
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,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召了回来,要把他杀掉。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特性——选择性健忘。
关键时刻,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,她成功的劝说了朱元璋,放了宋濂一条生路。
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,手段越来越狠毒,除了马皇后外,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。
洪武十五年(1382)八月,一个人去世了,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,但对于朱元璋而言,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。
这个人就是马皇后。
【马皇后】
她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,在朱元璋被困,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。她虽然是个女子,却颇有胆识,陈友谅进攻龙湾时,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劳军,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。
即使在大富大贵后,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,不骄不奢,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,甚至在用人上,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:“愿得贤人共理天下”,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。
朱元璋要杀朱文正,她劝告朱元璋,朱文正是你的侄子,立有大功,请你不要杀他。
朱元璋要杀李文忠,她劝告朱元璋,李文忠是你的外甥,也是你的养子,留他一命吧。
朱元璋要杀宋濂,她跪下求朱元璋,宋濂是太子的老师,老百姓尚且尊师,何况帝王家呢。
她就是这样用她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她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,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。
她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。
她重病后,自知很难医好,居然拒绝医生为她医治,朱元璋问她原因,她的回答实在感人心魄。
她说: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,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,医生只能医病,不能医命,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,服药无效,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,这是我不想看到的。
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,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,她还是那样做的。
她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:
“愿陛下求贤纳谏,有始有终,愿子孙个个贤能,居民安居乐业,江山万年不朽。”
说完,她含笑而逝。
朱元璋靠在她的身边,这是她一生中最爱的女人,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,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,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,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,自从他的父母死后,无论多么绝望,多么痛苦,他也很少掉泪。因为他知道,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但此时,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他放声大哭,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的这个人,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!
因为他终于发现,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,是他的唯一。
马姑娘,这个平凡的女子,在困难的岁月里,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,而是跟随着他,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,无论环境多么险恶,情况多么复杂,她始终遵守了自己当年的承诺。
无论贵贱生死,永不相弃。
在他的丈夫成为皇帝后,她仍然以爱心待人,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时,她总是上前阻止。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和挽救了许多的人。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,但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事情。
在今天,我们可以说,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。
生如夏花,逝如冬雪。
人生如此,何悔何怨。
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,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直到他生命的终点。
胡惟庸案件仍在进行之中,不断有人被抓,不断有人被杀。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,并接受了处罚,他侥幸逃脱了,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得善终。
在我们讲述这些前,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,这个群体就是官吏。
【官员们的悲惨命运】
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,但在洪武年间,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——惨。
在朱元璋的时代,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,这一形容是并不过分的。
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,大家知道,一品是最大的官,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,威风凛凛,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。而在明代,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,十分稀罕。自从取消丞相制度后,朱元璋手下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(正二品),一品不是没有,却只是虚职,即太师、太傅、太保(正一品),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、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、太子太保(从一品)。除此外还有宗人令、宗正、宗人、五军都督等职也是一品,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。
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,却是很难得到的,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,比如打天下(名额不多,危险性极大),救过皇帝(难度高,机会少),把皇帝摆在一边,自己操纵朝政(就那么几个人),除此之外,能熬到二品退休,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。
二品就二品吧,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,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,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,有那么一群人,什么功劳都没有,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。
这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。
朱元璋自小贫困,父母死得早,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是情深意长,他的儿子、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、公主,品位都是一品,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,其他儿子封为郡王,授一品。更有甚者,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(从)!
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,十年寒窗奋斗一生,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,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、二品的大官。真是“读得好不如长得好(驸马),长得好不如生得好”。
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,他们很快就会发现,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。
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,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,往下递减,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。
我们以知县为例。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石,请注意,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,还有一大批人。
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,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,他既是县长,还是县法院院长,检察院检察长,财政局长,税务局长,工商局长,县施工队队长。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,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,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。
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,分等级为大爷、二爷。大爷有门政大爷(看门的),稿签大爷(签押房磨墨的),下面是一群二爷,包括“发审”、“值堂”、“用印”等人,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,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,知县还会带着自己厨师、师爷。
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,全部要他养活。一个月只有石的俸禄,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。
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,逢年过节到处走动,俸禄是远远不够的。
可是就连这点俸禄,也打了折扣。
洪武年间,一到发工资的时候,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,石米(活像讨饭的),还算是按时发放,到成祖时候,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,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?
——发钞票。
这决不是开玩笑,不是银两,而是纸币。明朝初期,纸币通行全国,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,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,成祖时,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,到了仁宗时候,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。
大家明白了吧,问题就是通货膨胀。
要说到纸币的发行,还要从元朝说起,元朝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,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,制定该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,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。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,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,而且发行有定额,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。
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,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(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才告结束)。可到了朱元璋手里,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,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,他也印。
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,明朝初年,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,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,拿着一张纸,上面印着五千两,就想当五千两用?老百姓可不傻。
说实话,官员真是可怜,俸禄已经很低,还发一堆废纸,拿来当手纸还嫌硬。
人不能让尿憋死,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。
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,我们来介绍一下,这两招历史悠久,十分有名。
折色火耗,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,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,如谷物,丝织物等,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,而熔锻碎银时候可能会有损耗,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,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。
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,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,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,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,长盛不衰,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,一直到雍正时期,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,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。
话说回来,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,要征多少自己规定,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,下一招就不同了。
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,十分值得一提,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,官府是用斛来装的,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,再称重,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。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,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,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,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
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!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,老百姓慌忙去捡,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:
别捡,那是损耗!喂,说你呢,还捡!
这就是淋尖踢斛,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,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。那么老百姓呢,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。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。
【那一踹的风情】
要知道,这一踹是很有讲究的,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,具体方式是有可能是先在自己家附近找颗树,从踹树开始,以树干不动,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。当然也有某些人选择踹门练习,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,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,继续修炼。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,万一有一天不干了,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。
在交粮这一天,官吏们准备好,一旦斛已经装满,便凝神屏气,闭目深思,然后气沉丹田,大喝一声,部分人加十米助跑,冲到斛前,拼命一踹(不拼命不行啊,踹下来都是自己的),如果踹下来的多,就会哈哈大笑。
那么老百姓呢,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。
请大家注意,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,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、李贤、徐阶、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。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。
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,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,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,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。
大家可能会问,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,我回答大家,确实是有的,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,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。
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正人,他几十年如一日,辛辛苦苦干活,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(也没钱),不该拿的他一分钱也不拿,上面说的火耗和淋尖踢斛的好处他从没有贪过。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,家里穷得叮当响。
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,这是个二品官,相当于监察部部长,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。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,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,吃得也不好,长期营养不良,他死后,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,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。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,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(买不起新布),用的箱子破烂不堪,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。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。
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,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,棺材也买不起,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。
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,如当时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,为人十分老实,家里很穷,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,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,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,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。朱元璋东拐西拐,终于找到了地方,见两间破瓦房外,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。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,粉迹满面,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,便问他:“罗复仁住在这里吗?”
没想到,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,回头一看,大惊失色,慌忙跑过来跪拜,说道:“我就是罗复仁!”
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,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,再看他的打扮,一手拿着刷子,一手提着桶,衣衫褴褛,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,顿时哭笑不得。半天憋出一句话:“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?”
罗复仁赔笑着说:“臣家穷,只能将就了。”
朱元璋过意不去的说:“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能住这样的房子。”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。
罗复仁算是清贫了,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,还有比他厉害的。
在六部中,以吏部(人事部)的地位最为重要,吏部尚书(部长)吴琳为官清廉,后退休回家,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,使者到吴琳家乡,考虑到他当过大官,应该有很大的房子,便去寻找。但转了一圈,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,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,问道:“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?”
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:“我就是吴琳,有啥事儿?”
使者十分感动,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,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。
这些人无疑都是优秀典型,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实在不多。
除去工资制度外,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,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。
先说老祖宗汉朝吧,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,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,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,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,这一天还有个名字叫“休沐”,在这一天,官员们可以回家,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。
隋唐时期,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,称成“旬休”,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,实际上不是这样的,在隋唐时期,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,他们每逢新年、冬至会休息七天。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。除此之外,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,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、中秋、重阳外,还有皇帝的生日(由于皇帝经常变,所以这一个假期也经常变),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、老子的生日,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,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,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面。
宋朝待遇稍微差点,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。
到了元朝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在元朝统治者看来,生命在于运动,工作就是休息,什么旬休,大休都没有了,大家以工作为重,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。
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,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,他认为,给你们发工资,让你们管事已经很优待了,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,还休息?
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,被朱元璋驳了回去,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,倒还真是简单易行,一年休息三天!
分别是过年、冬至、本人朱元璋的生日。
还想休几十天,小子们还没睡醒吧!
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,比如两地分居问题,子女教育问题(是客观存在的)都无法解决,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,为期一个月,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。
如前所述,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,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,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,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,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。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,就会爆发。
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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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?
他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,不是他比刘基更强,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他的一边。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,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,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,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。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,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。
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,并不是因为他很强,相反,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,所以朱元璋才让胡惟庸成为了胜利者。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。
于是,在打垮刘基后,胡惟庸越发猖狂,他贪污受贿,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,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,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,官员升降,处决犯人,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。
洪武六年(1373),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,独揽丞相大权,并掌权七年之久。
但让人费解的是,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,这是很不寻常的。
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,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,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,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,就被他勒令退休,胡惟庸何许人也?即无军功,也无政绩,居然敢如此放肆!
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,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,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,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。
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,分析其中的本质时,就会发现大有文章。
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,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,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,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,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,直到最后,他的弟弟企图谋反,郑庄公才出兵灭掉了他的弟弟。
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,传为美谈,可是也有人指出,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,是想要他弟弟的命,才纵容他的不法。
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,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——这是一个阴谋。
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,成语是欲擒故纵,学名叫捧杀,俗语是将欲取之,必先与之,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是“别看今天闹得欢,当心将来拉清单”。
但我们还有一个疑问,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,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,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?
不错,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历史,就会发现,胡惟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,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。
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,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,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“不为小利,必有大谋”,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,陈友谅、张士诚、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,何况小小的胡惟庸!
他这样委屈自己,只因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,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,也不是淮西集团,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。
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,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,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天下是靠他的能力争来的,偏偏有人要来分权,真是岂有此理!
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,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是必不可少的。要废除这个制度,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,而胡惟庸这样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借口。
他静静的注视着胡惟庸,等待着机会的到来。
【胡惟庸的对策】
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,但他并不笨。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,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。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,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,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,这个人要么不做,要么就做绝,从不妥协。
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,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,那就是拉人下水。
在他看来,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,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同一边。所谓法不责众,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。
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,先找好对象,然后封官许愿,大家一起吃个饭,沐个浴,然后搞点娱乐节目,情感交融之后,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,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,如果谈话中能流下点“真诚”的泪水,那么效果会更好。
这一套下来,双方就成了铁兄弟,然后就是结盟发誓,有福必然共享,有难必然同当。
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,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很多,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,是不用拉的,下水还要人拉,可见这“水”不是油锅就是火坑,正所谓“有危险你去,黑锅你背”是也。一旦有了什么麻烦,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,有福自然我享。
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、御史大夫陈宁、都督毛骧等一批重臣,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。
但胡惟庸并不满足,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——李善长。
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,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,那就是免死铁券。
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,在明朝,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,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,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,只要你没丢掉(估计也不会有人丢),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,就可以免除一死。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,费尽心思想搞到一张,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顶用,那些有幸拿到的,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,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,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两个脑袋。
李善长就有这样宝贝,而且还有两张,胡惟庸拼命巴结他,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,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,但李善长不死,自己就有了靠山。
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,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,就像支票一样,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,皇帝就是开票行,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,他说过期就过期。很难想象皇帝下决心杀掉某人,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改变主意。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“我捧得起你,就踩得倒你!”
换个思维来看,其中的变数也很多,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,他大可把你关起来,打你个半死,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找人害你一下,然后报个暴病而死。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,又遂了心愿,一举两得。不是我不守信用,实在是你没福气啊。
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,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水平。
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,李善长并未理睬他,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,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的手上,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,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,现在居然不自量力,要和朱元璋较劲,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。事易时移啊,他坚定的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。
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,看人倒还是有一套的,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,便开始走亲戚路线,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,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。李存义得了好处,便不停的游说李善长。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严辞喝斥李存义,后来听得多了,也就默许了,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我已经老了,等我死后,你们自己看着办吧”(吾老矣,吾死,汝等自为之)。
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。
胡惟庸终于放心了,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,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!你能做皇帝,我就不能吗!
现在看来,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。
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,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,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,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,而这又谈何容易,真是一道难题啊。
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,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,水平是相当的高。
“那就都杀掉吧。”
【杀人偿命】
在杀人这件事情上,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,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,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,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。
这一天很快到来了。
在一次出游中,胡惟庸的儿子坠马,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。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,就杀了马车夫。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,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。
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,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,一见到朱元璋,他便忙不迭的诉起苦来,说自己是如何可怜,儿子如何孝顺,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,违章压线行驶等等,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。
他只是沉默,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。
胡惟庸仍不知趣,不停的述说着委屈,等到他发现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,他停住了,看着朱元璋,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。
令人恐惧的沉默。
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,他走到胡惟庸面前,用不大却十分清楚地声音平静的说道:“杀人偿命。”
然后他飘然而出,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。
胡惟庸呆住了,他一直坐在椅子上,呆若木鸡的看着前方。
突然,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,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,但是没有用,他全身都抖动起来,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。
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,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。
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,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,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,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。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,他不断的感觉到自己的强大。在同党的吹捧中,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,成为最高的统治者!
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,他才感觉到,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得太远。自己也算是个人才,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,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。
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呢,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,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,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,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。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,忍受过无数的痛苦,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,不惧怕任何的敌人。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,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!
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,不是他没有野心,而是因为畏惧。
不用交手,胡惟庸已经明白,自己上错了擂台,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公斤级的选手。
但后悔已经太晚了,就一条路走到黑吧。
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,很多史料记载,是胡惟庸准备谋反,为人揭发,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。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,此事另有隐情,在我看来,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。
洪武十二年(1379)十月,占城国(今越南中部)派使节来南京进贡。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,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,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,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,他严辞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(时任左都御史)。
其实这个时候,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,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。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,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。
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,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,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,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,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,然后囚系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。
既然不是你就是他,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。
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,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他并没有等太久。
涂节是胡惟庸的死党,他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,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。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,发动舆论攻击政敌,拉帮结派图谋不轨,哪样都少不了他,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。
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——致你于死地的同党。
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,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。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,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、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,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。然后他命令,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,如果查证属实,一律处死!
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,事实证明,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,因为太麻烦,而一律处死很容易,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。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,而是死打一顿,打完再说,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,反正也是办公事,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
然后就是询问同党,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,东扯西拉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,只要自己认识的,有一面之缘的,借过钱的,还过债的,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。审案官员自然大喜,上奏皇帝,再去抓其他人,于是案件越来越大,从洪武十三年(1380)案发,连续查了好几年,被杀者超过一万人。
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,事实证明,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,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。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,他唯一的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。
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涂节,他的结局颇有戏剧色彩,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,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,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相遇,会有何感慨。
胡惟庸死了,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,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,看着下面的大臣们,这些可怜的幸存者,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,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,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,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。
该结束了吧,我们只想活下去。
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,在他看来,要做的事情还很多。
不要急,好戏才刚开始。
值得注意的是,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,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。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,安排机构分流人员,如此大动作,却干得雷厉风行,干净利落,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早有准备的,就如同水浒传的宋江,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,一旦“勉为其难”答应了,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。
无论如何,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,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,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,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,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,这将是他人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。
要解释这个问题,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。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。
【丞相是怎样炼成的】
很多朋友会问,了解史实不是已经很有趣了吗,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历史本质类的东西呢,我们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做的好处。
大家知道,史实丰富多彩,写起来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,读起来也更有趣,而所谓的历史内涵和规律却相当的枯燥。但请大家注意,掌握这些内涵和规律却可以让你拥有想象不到的能力。
相信很多人对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个智慧化身非常崇拜,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,即使住在农村里,一年进不了几次城,也能够知道天下大势,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,如诸葛亮之于隆中对,刘伯温之于安丰之战,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呢。
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于看到事情的表面,而是深刻的理解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。我们知道,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,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,他们就不会再害怕,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,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,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怎样炼成的规律后,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,你不需要再往下看,也能对他的将来作出判断,只要这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,你就能肯定,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。这就是规律的力量。当你掌握了那些旁人不知道的规律和内涵时,你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的钥匙!
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规律,其实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,更重要的是,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,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刘伯温、诸葛亮之路。
我坚信,这是很有可能的。
我们就此开始吧,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,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,他刚刚当完了地主,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,但在丞相这一篇中,他不能直接当丞相,而是要先当村长。
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,他就要开始管理,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,看甲家的门有没锁好,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,村子不大,一天可以逛两三趟,完事后回家睡觉,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。
不久,张三当上了乡长,乡很大,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,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,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。
由于工作出色,张三当上了知县,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,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报告,并完全信任他们。
之后张三不断升官,从知府到布政史,再到丞相,全国都归他管(我们假设没有皇帝),这下子张三就忙了,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,每天见无数的人,忙到晚上还没完,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,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作出决断,他实在太累了,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,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。
大概情况就是这样,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,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。
由于全国事情太多,而皇帝的精力有限,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,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。
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,这个故事虽然简单,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——分权制衡理论。
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,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,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,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,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利交出去的,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,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。
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,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。
说到底,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,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,并且还能反驳皇帝,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,他认为,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,自己给了他工作,给了他权力,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。
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,还要管自己的私事。想修个房子他要管,说是费钱,想出去玩他要管,说是劳民。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,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,他也要管,不但要管,还振振有词,美其名曰“为了陛下身体着想”,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,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。
到底谁是老板,谁是打工的?
问题在于,你还不能发脾气,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,你要接受他的意见,态度还要好。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,甚至于处罚了他。那麻烦就来了,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,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,而你就很不幸的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。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,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。
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,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,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。
唉,这些讨厌的家伙。
因为这些原因,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,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,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,但问题在于,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,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。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,他们还要享受生活,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,没有那么强的精力。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,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。
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,小伙子身体棒,精神头儿足,饭量大,一顿能扒好几碗,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,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,在他看来,把丞相赶回家,也不过是多干点活,自己累点,也没什么。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。
吴晗先生统计过,从洪武十七年(1384)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,仅仅八天内,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,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,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,处理四百件事情。
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,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,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。但他就这么不停的干下,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,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,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,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,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,都是什么三皇五帝,仁义道德之类,朱元璋当机立断,命令不要再读下去,数了下字数,已经有一万多字了。
朱元璋气极,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,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。
可以看到,废除丞相制度后,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不过他并不在意,因为在他看来,多干点活就行了,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。
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,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。
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。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,向着自己的方向拉,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,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,那就是不能太过分。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。
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,他告诉拔河的双方,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,大臣不能干涉,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,皇帝应该允许。
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,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。
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,能做什么,就在这样的规则中,权力达到了平衡。
而朱元璋不守规则,改变了这一切,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,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,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。
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,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,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。
事实证明他错了,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,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,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,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。
他们也不守规则。
我们要说明一下,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,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,并不一定是件坏事。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,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。
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,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,这些规则看不见,摸不着,却始终起着作用。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,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,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。很多的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,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,经过验证,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。
这些规则实在是太神奇了,如果你依照这些规则去做,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而如果你违反这些规则,你将受到它的惩罚。
在历史中也存在神奇的规则,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,没有人可以抗拒它。
在这场拔河中,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,一千余年来,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,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,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丞相制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确实做到了。
他取消了丞相的官位,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。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丞相的称呼,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真的胜利了吗?
事实证明,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,它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,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外,其余的一切和丞相都没有什么区别,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他们的权力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丞相。
他们无孔不入,无所不管。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,还管理皇帝的私事,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(正德),不准皇帝吃伟哥(隆庆),不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(万历),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,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(高拱、张居正)!
朱元璋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,最终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,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,想要买一块肥皂,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。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,估计也只能哭笑不得了。
朱元璋,你是伟大的,但也是渺小的。
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面前,你是那么的弱小,你的抵抗是那么的无力。
历史大潮,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!
诚如斯言。
【特务】
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,废除了丞相制度,但他并没有罢手,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。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,事实证明,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,对自己的亲属,他也一视同仁。他改组了大都督府,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、中、右、前、后五部分,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,他也没有放过。
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,而且触怒过朱元璋,朱元璋决定送佛送上天,连李文忠一起杀掉。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,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,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,留他一条命。朱元璋从不卖别人的面子,但马皇后与他共过患难,情深意重,于是他听从了劝告,放过了李文忠,但仍严厉处罚了他,并削去了他的职位。
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,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。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大臣,朱元璋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,无人可以例外。
胡惟庸案件牵涉的人越来越多,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屠杀。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持名单,到各个衙门去找人,找到就抓,抓回就打,然后逼供,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。这些人权力极大,即使衙门正在办公,他们也能公然闯入,抓走所谓的犯人。
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,往往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,这些人一进门,就把那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拷上枷锁带走。下面的犯人也看得目瞪口呆。
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是两个部门,一个叫亲军督尉府,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并不熟悉,但要说到它后来的名字,那可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——锦衣卫。
另一个其实并不能称为部门,而只能叫群体,这个群体的名字叫检校。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,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。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。这些人晚上不睡觉,到处转悠,从史料来看,他们的窃听和跟踪手法十分高明。比如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上朝,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,宋讷大吃一惊。朱元璋拿出一幅画,正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。
这真是让人毛骨悚然,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,他在自己家里生气,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,还居然饶有兴致的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,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,深更半夜,你坐在自家房里,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(很有可能就在你家),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,一边帮你画像。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。
这些检校的来源也很复杂,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,也有文武官员,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相识——和尚。这些人互相不认识,只受朱元璋调遣。
这些人无孔不入,捕风捉影,制造了很多冤案,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,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越来越得心应手,杀人越来越多。
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,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,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。
宋濂是朱元璋手下著名的文臣,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,他是刘基的老乡,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,当太子朱标的老师。
他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,在他的教导下,朱标和他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,为人宽厚仁慈,甚有明君之状,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,担任总裁官。
但朱元璋并不看重他,在朱元璋的心中,宋濂只是一个文人,写点文章还行,并不能出谋划策,所以他授予宋濂的最高官职只是小小的翰林学士(五品)。直到洪武十年(1377)宋濂退休,他的官职还只是学士。
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,却相当信任他,这在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宋濂的个性。宋濂是出名的老实人,无论什么事情,从来都是实话实说。朱元璋曾经感叹过:宋濂侍候我二十年,没有说过一句假话,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,真是一个贤人啊。
宋濂退休时六十八岁,朱元璋送给他一块布料,并嘱托他三十二年后,拿此料做一件“百寿衣”。宋濂感动得老泪横流。
然而还不到三年,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件新衣服——囚服。
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,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召了回来,要把他杀掉。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特性——选择性健忘。
关键时刻,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,她成功的劝说了朱元璋,放了宋濂一条生路。
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,手段越来越狠毒,除了马皇后外,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。
洪武十五年(1382)八月,一个人去世了,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,但对于朱元璋而言,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。
这个人就是马皇后。
【马皇后】
她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,在朱元璋被困,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。她虽然是个女子,却颇有胆识,陈友谅进攻龙湾时,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劳军,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。
即使在大富大贵后,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,不骄不奢,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,甚至在用人上,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:“愿得贤人共理天下”,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。
朱元璋要杀朱文正,她劝告朱元璋,朱文正是你的侄子,立有大功,请你不要杀他。
朱元璋要杀李文忠,她劝告朱元璋,李文忠是你的外甥,也是你的养子,留他一命吧。
朱元璋要杀宋濂,她跪下求朱元璋,宋濂是太子的老师,老百姓尚且尊师,何况帝王家呢。
她就是这样用她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她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,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。
她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。
她重病后,自知很难医好,居然拒绝医生为她医治,朱元璋问她原因,她的回答实在感人心魄。
她说: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,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,医生只能医病,不能医命,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,服药无效,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,这是我不想看到的。
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,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,她还是那样做的。
她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:
“愿陛下求贤纳谏,有始有终,愿子孙个个贤能,居民安居乐业,江山万年不朽。”
说完,她含笑而逝。
朱元璋靠在她的身边,这是她一生中最爱的女人,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,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,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,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,自从他的父母死后,无论多么绝望,多么痛苦,他也很少掉泪。因为他知道,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但此时,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他放声大哭,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的这个人,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!
因为他终于发现,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,是他的唯一。
马姑娘,这个平凡的女子,在困难的岁月里,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,而是跟随着他,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,无论环境多么险恶,情况多么复杂,她始终遵守了自己当年的承诺。
无论贵贱生死,永不相弃。
在他的丈夫成为皇帝后,她仍然以爱心待人,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时,她总是上前阻止。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和挽救了许多的人。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,但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事情。
在今天,我们可以说,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。
生如夏花,逝如冬雪。
人生如此,何悔何怨。
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,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直到他生命的终点。
胡惟庸案件仍在进行之中,不断有人被抓,不断有人被杀。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,并接受了处罚,他侥幸逃脱了,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得善终。
在我们讲述这些前,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,这个群体就是官吏。
【官员们的悲惨命运】
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,但在洪武年间,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——惨。
在朱元璋的时代,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,这一形容是并不过分的。
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,大家知道,一品是最大的官,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,威风凛凛,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。而在明代,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,十分稀罕。自从取消丞相制度后,朱元璋手下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(正二品),一品不是没有,却只是虚职,即太师、太傅、太保(正一品),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、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、太子太保(从一品)。除此外还有宗人令、宗正、宗人、五军都督等职也是一品,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。
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,却是很难得到的,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,比如打天下(名额不多,危险性极大),救过皇帝(难度高,机会少),把皇帝摆在一边,自己操纵朝政(就那么几个人),除此之外,能熬到二品退休,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。
二品就二品吧,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,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,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,有那么一群人,什么功劳都没有,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。
这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。
朱元璋自小贫困,父母死得早,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是情深意长,他的儿子、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、公主,品位都是一品,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,其他儿子封为郡王,授一品。更有甚者,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(从)!
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,十年寒窗奋斗一生,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,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、二品的大官。真是“读得好不如长得好(驸马),长得好不如生得好”。
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,他们很快就会发现,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。
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,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,往下递减,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。
我们以知县为例。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石,请注意,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,还有一大批人。
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,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,他既是县长,还是县法院院长,检察院检察长,财政局长,税务局长,工商局长,县施工队队长。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,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,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。
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,分等级为大爷、二爷。大爷有门政大爷(看门的),稿签大爷(签押房磨墨的),下面是一群二爷,包括“发审”、“值堂”、“用印”等人,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,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,知县还会带着自己厨师、师爷。
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,全部要他养活。一个月只有石的俸禄,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。
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,逢年过节到处走动,俸禄是远远不够的。
可是就连这点俸禄,也打了折扣。
洪武年间,一到发工资的时候,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,石米(活像讨饭的),还算是按时发放,到成祖时候,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,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?
——发钞票。
这决不是开玩笑,不是银两,而是纸币。明朝初期,纸币通行全国,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,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,成祖时,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,到了仁宗时候,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。
大家明白了吧,问题就是通货膨胀。
要说到纸币的发行,还要从元朝说起,元朝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,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,制定该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,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。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,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,而且发行有定额,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。
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,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(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才告结束)。可到了朱元璋手里,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,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,他也印。
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,明朝初年,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,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,拿着一张纸,上面印着五千两,就想当五千两用?老百姓可不傻。
说实话,官员真是可怜,俸禄已经很低,还发一堆废纸,拿来当手纸还嫌硬。
人不能让尿憋死,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。
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,我们来介绍一下,这两招历史悠久,十分有名。
折色火耗,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,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,如谷物,丝织物等,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,而熔锻碎银时候可能会有损耗,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,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。
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,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,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,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,长盛不衰,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,一直到雍正时期,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,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。
话说回来,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,要征多少自己规定,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,下一招就不同了。
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,十分值得一提,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,官府是用斛来装的,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,再称重,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。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,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,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,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
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!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,老百姓慌忙去捡,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:
别捡,那是损耗!喂,说你呢,还捡!
这就是淋尖踢斛,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,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。那么老百姓呢,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。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。
【那一踹的风情】
要知道,这一踹是很有讲究的,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,具体方式是有可能是先在自己家附近找颗树,从踹树开始,以树干不动,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。当然也有某些人选择踹门练习,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,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,继续修炼。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,万一有一天不干了,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。
在交粮这一天,官吏们准备好,一旦斛已经装满,便凝神屏气,闭目深思,然后气沉丹田,大喝一声,部分人加十米助跑,冲到斛前,拼命一踹(不拼命不行啊,踹下来都是自己的),如果踹下来的多,就会哈哈大笑。
那么老百姓呢,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。
请大家注意,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,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、李贤、徐阶、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。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。
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,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,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,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。
大家可能会问,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,我回答大家,确实是有的,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,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。
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正人,他几十年如一日,辛辛苦苦干活,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(也没钱),不该拿的他一分钱也不拿,上面说的火耗和淋尖踢斛的好处他从没有贪过。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,家里穷得叮当响。
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,这是个二品官,相当于监察部部长,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。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,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,吃得也不好,长期营养不良,他死后,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,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。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,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(买不起新布),用的箱子破烂不堪,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。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。
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,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,棺材也买不起,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。
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,如当时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,为人十分老实,家里很穷,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,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,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,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。朱元璋东拐西拐,终于找到了地方,见两间破瓦房外,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。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,粉迹满面,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,便问他:“罗复仁住在这里吗?”
没想到,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,回头一看,大惊失色,慌忙跑过来跪拜,说道:“我就是罗复仁!”
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,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,再看他的打扮,一手拿着刷子,一手提着桶,衣衫褴褛,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,顿时哭笑不得。半天憋出一句话:“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?”
罗复仁赔笑着说:“臣家穷,只能将就了。”
朱元璋过意不去的说:“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能住这样的房子。”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。
罗复仁算是清贫了,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,还有比他厉害的。
在六部中,以吏部(人事部)的地位最为重要,吏部尚书(部长)吴琳为官清廉,后退休回家,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,使者到吴琳家乡,考虑到他当过大官,应该有很大的房子,便去寻找。但转了一圈,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,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,问道:“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?”
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:“我就是吴琳,有啥事儿?”
使者十分感动,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,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。
这些人无疑都是优秀典型,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实在不多。
除去工资制度外,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,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。
先说老祖宗汉朝吧,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,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,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,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,这一天还有个名字叫“休沐”,在这一天,官员们可以回家,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。
隋唐时期,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,称成“旬休”,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,实际上不是这样的,在隋唐时期,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,他们每逢新年、冬至会休息七天。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。除此之外,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,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、中秋、重阳外,还有皇帝的生日(由于皇帝经常变,所以这一个假期也经常变),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、老子的生日,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,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,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面。
宋朝待遇稍微差点,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。
到了元朝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在元朝统治者看来,生命在于运动,工作就是休息,什么旬休,大休都没有了,大家以工作为重,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。
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,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,他认为,给你们发工资,让你们管事已经很优待了,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,还休息?
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,被朱元璋驳了回去,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,倒还真是简单易行,一年休息三天!
分别是过年、冬至、本人朱元璋的生日。
还想休几十天,小子们还没睡醒吧!
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,比如两地分居问题,子女教育问题(是客观存在的)都无法解决,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,为期一个月,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。
如前所述,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,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,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,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,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。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,就会爆发。
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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