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五章 等待中的朱棣
【朱棣的痛苦】
朱棣其实并不想造反,他想当皇帝,但他不想造反。
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,其实并不矛盾。从权利义务的关系来看,当皇帝是权利,而造反则是义务,因为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投晚了胎的人来说,要想享受权利,必须履行义务。
从经济学上来说,造反的成本太高,而且很容易亏本,根据以往数据显示,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。相信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,古往今来,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,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,扳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,估计还不用脚趾。
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,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的大一统时代,朱棣就会惊喜地发现,目前的记录还是零。而朱棣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。如果有人告诉朱棣,出一笔钱,就可以让他造一把反,造反失败赔钱就行,估计朱棣就算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凑足的。
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,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。对于朱棣而言,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,当年的朱重八,烂命一条、父母双亡、身无长物,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无正当工作,也没有银行存款,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。可就是这样,他在造反前还左思右想,犹豫不定。
朱棣就不同了,他出生皇族,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,手下有十几万人,随时听从他的指挥。王府休闲娱乐一应俱全,如果想找点刺激,出门左转不远就能碰到邻居——蒙古人,顺便过过打仗的瘾。可万一造反失败,房子女人孩子部下都没了,自己的小命也必然不保。
做这样的一笔生意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。
因为走上了这条路,就不能再回头。
此时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,也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朱棣还在犹豫之中,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却已经准备动手了,说来也是滑稽,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,却是有样学样,指点诸王,说今天灭这个,明天解决那个,很快就发生了争论。偏偏两人都很自负,一个号称满腹韬略,一个自认谋略过人,谁也不服谁。
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争论,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,而更不幸的是,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,也就是改变朱棣命运的那个人。
【另一个和尚】
洪武十八年(1385),朱元璋从民间选拔十名僧人,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荐福,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静的僧人而言,选择跟随那位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,在藩王们到来前,僧人们纷纷议论,哪个更有钱,哪个更有权,哪里地方好水土佳。
只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岿然不动,似乎并不在意这些,但实际上,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,因为他等待这个时机,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。
不一会藩王们进来了,原先吵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,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。
道衍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,他终于来了!
朱棣带着招牌似的微笑一路走来,他并没有注意道衍,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,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了:“燕王殿下,贫僧愿意跟随您。”
朱棣愣住了,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荐的和尚,微微一笑,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:“为何?”
“贫僧有大礼相送。”
这下朱棣真的感兴趣了,自己贵为藩王,要什么有什么,这个穷和尚还能送什么礼给自己?
“喔,何礼?”
到关键时刻了,不能再犹豫了,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!
“大王若能用我,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!”
朱棣闻听此言,勃然变色,他虽然读书有限,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,他快步走到道衍面前,用低严的声音怒斥道: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,不要命了么?!”
此时的道衍却是笑而不言,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,闭目打起坐来。
这个诱惑太大了,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
果然,过了一会,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:“跟我来吧。”
一丝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,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,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!
【乱世之臣】
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,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种地的农民,做生意的商人,修修补补的手艺人,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。而在他们中间,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,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读书。
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,他们无书不读,而从这些书中,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,使得他们能够更为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。同时,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渠道。于是许多读书人沿着这条道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,协助皇帝统治天下。
在这些大臣中,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,他们判断问题比别人准确,懂得如何抓住时机,能更好的解决问题,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。
所谓能臣并不单指正臣、忠臣,也包括所谓的奸臣,它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,而不是立场。
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精英,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。
第一种叫治世之臣,这种人几乎每个朝代都有,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,君子之道,其共同特点是能够较好的处理公务,理清国家大事,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,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,代表人物有很多,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。这种人并不少见,他们属于建设者。
第二种叫乱世之臣,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,而是乱臣,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,权谋手段,精通厚黑学,与第一种人不同,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,经历过许多风波,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地认识。这些人的能量极大,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断送掉,代表人物是安禄山,这种人并不多见,他们属于破坏者。
第三种叫救世之臣,这可是稀有品种,其遗传率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,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。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,既学孔孟之道,又习权谋诡计。他们能够灵活的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,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。其代表人物是张居正,这种人很少见,他们属于维护者。
而这位道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。
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,在出家以前,他也曾饱读诗书,历经坎坷,满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,他的名字叫姚广孝。
【姚广孝】
姚广孝,长洲人(今江苏吴县),出生于至元十五年,只比朱元璋小七岁,出生于乱世的他从小好学,擅长吟诗作画,十四岁出家为僧,取名道衍。交际广泛,当时的名士如杨基、宋濂等人和他关系都不错。
但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,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,但让人惊奇的是,他也不学佛经。更为人称奇的是,他虽身为和尚,却拜道士为师!宗教信仰居然也可以搞国际主义,确是奇闻。
他的那位道士师傅是个不简单的人,他的名字叫席应真,此人也是个奇人,身为道士,不去炼丹修道,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。
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,其内容庞杂,包括算卦、占卜、天文、权谋机断等,这些玩意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旁门左道,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。但实际上,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,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和概括。
话说回来,学习这问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,正经人也不学这些,因为科举也不考阴阳学,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食天地之志,改朝换代之谋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。
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,搞不成阴谋还可以去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。
一个不炼丹的道士,一个不念经的和尚,一支旁门左道之学。
道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,成长为一个阴谋家,他读了很多书,见过大世面,了解人性的丑恶,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,更重要的是,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。
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,他虽结交名士,胸怀兵甲,却无报国之门,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,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。而且他学的这些似乎在和平时期也派不上用场。有才学,却不能用,也无处用,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道衍都处于郁闷的状态。
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,他开始消极起来。
既然在家里烦闷,就出去玩吧,既然是和尚旅游,地点最好还是寺庙。全国各地的寺庙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,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,碰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,这个人给精于算卦的道衍算了一命,准确的预言了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。
这个人叫袁珙,与业余算命者道衍不同,他的职业就是相士。
相士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,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,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,比天气预报还要准,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一人群的神秘感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。
袁珙原先并不认识道衍,但当他看到道衍时却大吃一惊,便如同今日街上算命的人一样,追上道衍硬要给他算一卦(收没收钱不知道),并给了他一个评语:“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!
长得一双三角眼,就像生病的老虎,你这样的人天性嗜好杀戮,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!”
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给你一个这样的评语,估计你不但不会给钱,还会教训他一顿。但是道衍的反应却大不相同,他十分高兴,三角眼、嗜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衍如此愉悦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。
这里还要说到刘秉忠,这是个什么人呢,为什么道衍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?
刘秉忠也是个僧人,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衍来看,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,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。刘秉忠是元朝人,在忽必烈还是亲王时,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,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汗马功劳。
以这样的人为偶像,道衍想干些什么,也是不难猜的。
道衍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,洪武年间,朱元璋曾下令有学识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,道衍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,也去考了一把,考得如何不清楚,但反正是没有给官他做,这让道衍非常失望,他又要继续等待了。
终于,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(1385)的这次机会,跟随燕王去了北平,在庆寿寺做了主持。
如果他真的只做主持的话,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了。
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,他主要的活动地域并不是寺庙,而是王府,他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——造反。
从后来的史实看,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,也不喜爱钱财,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情放在嘴边,唯恐天下不乱,是很奇怪的,他到底图什么呢?
【抱负】
很明显,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,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,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,为何他会如此热衷?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,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,驱动他的是两个字——抱负。
道衍是一个失落的人,他学贯古今、胸有韬略,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,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,他已经五十岁了。青春岁月一去不返,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,却也磨炼了他的心。一次又一次的等待,一次又一次的失望,使得这个本应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,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。
朱棣就是那根引线,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。
【建文的行动】
黄子澄和齐泰准备动手了,但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起了争论,齐泰认为先拿燕王开刀为好,而黄子澄却认为,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,除掉燕王的羽翼,然后才对燕王动手。
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两个计划,似乎都有道理,后人评价时往往认为齐泰的做法是正确的,但我看来,这样的论断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,黄子澄的计划是有其合理性的。毕竟先挑弱者下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。
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,对弈的双方是朱允炆和朱棣,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炆猜到了先手,他在棋盘上下出了自己的第一着。
【先着】
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,在朱允炆看来,他将是朱棣的有力助手,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他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。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多次的李文忠之子李景隆。
事实证明,这位仁兄打仗可能不在行,抓人还是有一套的,他突调大军奔赴河南周王府,把周王的老婆孩子加上他本人一骨脑的押到京城,朱允炆对他的这位叔叔并不客气,把他从国家一级干部直接贬为老百姓,并迁至云南,当时的云南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,算是半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,周王就被放到这个地方去当人猿泰山了。
此时,建文帝才登基一个月。但他显然没有到新单位上班的羞涩和谦虚,开始收拾起他的那些叔叔们,周王是第一个,但绝不是最后一个,而且周王很快就会发现与后来者的遭遇相比,去云南旅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同年十二月,有人告发代王“贪虐残暴”,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,毅然履行了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原则,把他的叔叔迁至蜀地看管起来。
第二年五月,建文帝又一次大义灭亲,以“不法事”罪名将岷王朱楄逮捕,并贬成老百姓。说到底,这个“不法事”是个什么事也没说清楚,和那句著名的“莫须有”有一拼,这样看来,在历史上,要整人实在不需要找太多理由。
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,建文帝又以破坏金融罪——私印钞票,对湘王朱柏下手了,其实那个时代的钞票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言,乱印最多的就是建文帝本人。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,随后朝廷就派使臣至湘王封地去抓人,他们以为这次会像以往一样顺利,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湘王朱柏不愧是朱元璋的子孙,甚有骨气,他在得知有人要来抓他的消息后,笑着对自己的手下说:“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受辱,自杀而死,我是高皇帝的儿子,怎么能够为了求一条活路而被狱吏侮辱!”
他没有开门迎接使臣,而是把老婆孩子都召集起来,紧闭宫门,自焚而死。
这样的惨剧,并没有停滞建文的行动步伐,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连续抓获了齐王朱榑和代王朱桂,此二人皆被废为庶人。
真是干净利落,毫不留情!到了这个地步,就是傻瓜也知道建文帝想干什么了。
大家可能会奇怪,为什么这些藩王们毫不反抗呢,其实原因很简单,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燕王那样的反抗资本,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,他们没有反抗的理由。
在那个时代,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,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属下,别说你是皇帝的叔叔,就算你是他爷爷,只要他是皇帝,你也得听他的。说句难听点的话,削藩问罪还是客气的,算是给足了面子,如果藩王不服气明着来的话,自然也有大刀大棍伺候。
至此,建文帝已经完全违反了他自己向朱元璋做出的承诺,什么以德服人都被丢到九霄云外,他就像是一个刚上擂台的拳击手,疾风暴雨般挥出一轮王八拳,看似痛快凌厉,效果却有限。
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,也是一场拳赛。
天真的朱允炆不知道他要参加的这场拳赛并不是三个回合的业余赛,而是十二个回合的职业赛。在这样的比赛中,想要乱拳打死老师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,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隐忍的耐心和准确的判断。
朱允炆抢到了先手,却没有抢到先机。
朱棣即将作出自己的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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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棣其实并不想造反,他想当皇帝,但他不想造反。
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,其实并不矛盾。从权利义务的关系来看,当皇帝是权利,而造反则是义务,因为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投晚了胎的人来说,要想享受权利,必须履行义务。
从经济学上来说,造反的成本太高,而且很容易亏本,根据以往数据显示,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。相信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,古往今来,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,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,扳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,估计还不用脚趾。
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,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的大一统时代,朱棣就会惊喜地发现,目前的记录还是零。而朱棣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。如果有人告诉朱棣,出一笔钱,就可以让他造一把反,造反失败赔钱就行,估计朱棣就算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凑足的。
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,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。对于朱棣而言,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,当年的朱重八,烂命一条、父母双亡、身无长物,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无正当工作,也没有银行存款,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。可就是这样,他在造反前还左思右想,犹豫不定。
朱棣就不同了,他出生皇族,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,手下有十几万人,随时听从他的指挥。王府休闲娱乐一应俱全,如果想找点刺激,出门左转不远就能碰到邻居——蒙古人,顺便过过打仗的瘾。可万一造反失败,房子女人孩子部下都没了,自己的小命也必然不保。
做这样的一笔生意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。
因为走上了这条路,就不能再回头。
此时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,也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朱棣还在犹豫之中,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却已经准备动手了,说来也是滑稽,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,却是有样学样,指点诸王,说今天灭这个,明天解决那个,很快就发生了争论。偏偏两人都很自负,一个号称满腹韬略,一个自认谋略过人,谁也不服谁。
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争论,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,而更不幸的是,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,也就是改变朱棣命运的那个人。
【另一个和尚】
洪武十八年(1385),朱元璋从民间选拔十名僧人,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荐福,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静的僧人而言,选择跟随那位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,在藩王们到来前,僧人们纷纷议论,哪个更有钱,哪个更有权,哪里地方好水土佳。
只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岿然不动,似乎并不在意这些,但实际上,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,因为他等待这个时机,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。
不一会藩王们进来了,原先吵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,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。
道衍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,他终于来了!
朱棣带着招牌似的微笑一路走来,他并没有注意道衍,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,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了:“燕王殿下,贫僧愿意跟随您。”
朱棣愣住了,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荐的和尚,微微一笑,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:“为何?”
“贫僧有大礼相送。”
这下朱棣真的感兴趣了,自己贵为藩王,要什么有什么,这个穷和尚还能送什么礼给自己?
“喔,何礼?”
到关键时刻了,不能再犹豫了,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!
“大王若能用我,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!”
朱棣闻听此言,勃然变色,他虽然读书有限,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,他快步走到道衍面前,用低严的声音怒斥道: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,不要命了么?!”
此时的道衍却是笑而不言,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,闭目打起坐来。
这个诱惑太大了,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
果然,过了一会,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:“跟我来吧。”
一丝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,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,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!
【乱世之臣】
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,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种地的农民,做生意的商人,修修补补的手艺人,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。而在他们中间,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,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读书。
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,他们无书不读,而从这些书中,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,使得他们能够更为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。同时,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渠道。于是许多读书人沿着这条道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,协助皇帝统治天下。
在这些大臣中,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,他们判断问题比别人准确,懂得如何抓住时机,能更好的解决问题,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。
所谓能臣并不单指正臣、忠臣,也包括所谓的奸臣,它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,而不是立场。
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精英,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。
第一种叫治世之臣,这种人几乎每个朝代都有,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,君子之道,其共同特点是能够较好的处理公务,理清国家大事,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,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,代表人物有很多,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。这种人并不少见,他们属于建设者。
第二种叫乱世之臣,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,而是乱臣,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,权谋手段,精通厚黑学,与第一种人不同,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,经历过许多风波,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地认识。这些人的能量极大,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断送掉,代表人物是安禄山,这种人并不多见,他们属于破坏者。
第三种叫救世之臣,这可是稀有品种,其遗传率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,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。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,既学孔孟之道,又习权谋诡计。他们能够灵活的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,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。其代表人物是张居正,这种人很少见,他们属于维护者。
而这位道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。
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,在出家以前,他也曾饱读诗书,历经坎坷,满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,他的名字叫姚广孝。
【姚广孝】
姚广孝,长洲人(今江苏吴县),出生于至元十五年,只比朱元璋小七岁,出生于乱世的他从小好学,擅长吟诗作画,十四岁出家为僧,取名道衍。交际广泛,当时的名士如杨基、宋濂等人和他关系都不错。
但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,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,但让人惊奇的是,他也不学佛经。更为人称奇的是,他虽身为和尚,却拜道士为师!宗教信仰居然也可以搞国际主义,确是奇闻。
他的那位道士师傅是个不简单的人,他的名字叫席应真,此人也是个奇人,身为道士,不去炼丹修道,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。
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,其内容庞杂,包括算卦、占卜、天文、权谋机断等,这些玩意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旁门左道,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。但实际上,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,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和概括。
话说回来,学习这问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,正经人也不学这些,因为科举也不考阴阳学,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食天地之志,改朝换代之谋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。
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,搞不成阴谋还可以去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。
一个不炼丹的道士,一个不念经的和尚,一支旁门左道之学。
道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,成长为一个阴谋家,他读了很多书,见过大世面,了解人性的丑恶,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,更重要的是,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。
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,他虽结交名士,胸怀兵甲,却无报国之门,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,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。而且他学的这些似乎在和平时期也派不上用场。有才学,却不能用,也无处用,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道衍都处于郁闷的状态。
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,他开始消极起来。
既然在家里烦闷,就出去玩吧,既然是和尚旅游,地点最好还是寺庙。全国各地的寺庙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,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,碰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,这个人给精于算卦的道衍算了一命,准确的预言了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。
这个人叫袁珙,与业余算命者道衍不同,他的职业就是相士。
相士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,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,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,比天气预报还要准,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一人群的神秘感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。
袁珙原先并不认识道衍,但当他看到道衍时却大吃一惊,便如同今日街上算命的人一样,追上道衍硬要给他算一卦(收没收钱不知道),并给了他一个评语:“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!
长得一双三角眼,就像生病的老虎,你这样的人天性嗜好杀戮,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!”
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给你一个这样的评语,估计你不但不会给钱,还会教训他一顿。但是道衍的反应却大不相同,他十分高兴,三角眼、嗜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衍如此愉悦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。
这里还要说到刘秉忠,这是个什么人呢,为什么道衍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?
刘秉忠也是个僧人,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衍来看,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,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。刘秉忠是元朝人,在忽必烈还是亲王时,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,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汗马功劳。
以这样的人为偶像,道衍想干些什么,也是不难猜的。
道衍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,洪武年间,朱元璋曾下令有学识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,道衍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,也去考了一把,考得如何不清楚,但反正是没有给官他做,这让道衍非常失望,他又要继续等待了。
终于,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(1385)的这次机会,跟随燕王去了北平,在庆寿寺做了主持。
如果他真的只做主持的话,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了。
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,他主要的活动地域并不是寺庙,而是王府,他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——造反。
从后来的史实看,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,也不喜爱钱财,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情放在嘴边,唯恐天下不乱,是很奇怪的,他到底图什么呢?
【抱负】
很明显,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,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,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,为何他会如此热衷?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,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,驱动他的是两个字——抱负。
道衍是一个失落的人,他学贯古今、胸有韬略,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,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,他已经五十岁了。青春岁月一去不返,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,却也磨炼了他的心。一次又一次的等待,一次又一次的失望,使得这个本应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,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。
朱棣就是那根引线,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。
【建文的行动】
黄子澄和齐泰准备动手了,但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起了争论,齐泰认为先拿燕王开刀为好,而黄子澄却认为,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,除掉燕王的羽翼,然后才对燕王动手。
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两个计划,似乎都有道理,后人评价时往往认为齐泰的做法是正确的,但我看来,这样的论断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,黄子澄的计划是有其合理性的。毕竟先挑弱者下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。
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,对弈的双方是朱允炆和朱棣,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炆猜到了先手,他在棋盘上下出了自己的第一着。
【先着】
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,在朱允炆看来,他将是朱棣的有力助手,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他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。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多次的李文忠之子李景隆。
事实证明,这位仁兄打仗可能不在行,抓人还是有一套的,他突调大军奔赴河南周王府,把周王的老婆孩子加上他本人一骨脑的押到京城,朱允炆对他的这位叔叔并不客气,把他从国家一级干部直接贬为老百姓,并迁至云南,当时的云南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,算是半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,周王就被放到这个地方去当人猿泰山了。
此时,建文帝才登基一个月。但他显然没有到新单位上班的羞涩和谦虚,开始收拾起他的那些叔叔们,周王是第一个,但绝不是最后一个,而且周王很快就会发现与后来者的遭遇相比,去云南旅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同年十二月,有人告发代王“贪虐残暴”,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,毅然履行了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原则,把他的叔叔迁至蜀地看管起来。
第二年五月,建文帝又一次大义灭亲,以“不法事”罪名将岷王朱楄逮捕,并贬成老百姓。说到底,这个“不法事”是个什么事也没说清楚,和那句著名的“莫须有”有一拼,这样看来,在历史上,要整人实在不需要找太多理由。
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,建文帝又以破坏金融罪——私印钞票,对湘王朱柏下手了,其实那个时代的钞票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言,乱印最多的就是建文帝本人。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,随后朝廷就派使臣至湘王封地去抓人,他们以为这次会像以往一样顺利,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湘王朱柏不愧是朱元璋的子孙,甚有骨气,他在得知有人要来抓他的消息后,笑着对自己的手下说:“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受辱,自杀而死,我是高皇帝的儿子,怎么能够为了求一条活路而被狱吏侮辱!”
他没有开门迎接使臣,而是把老婆孩子都召集起来,紧闭宫门,自焚而死。
这样的惨剧,并没有停滞建文的行动步伐,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连续抓获了齐王朱榑和代王朱桂,此二人皆被废为庶人。
真是干净利落,毫不留情!到了这个地步,就是傻瓜也知道建文帝想干什么了。
大家可能会奇怪,为什么这些藩王们毫不反抗呢,其实原因很简单,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燕王那样的反抗资本,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,他们没有反抗的理由。
在那个时代,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,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属下,别说你是皇帝的叔叔,就算你是他爷爷,只要他是皇帝,你也得听他的。说句难听点的话,削藩问罪还是客气的,算是给足了面子,如果藩王不服气明着来的话,自然也有大刀大棍伺候。
至此,建文帝已经完全违反了他自己向朱元璋做出的承诺,什么以德服人都被丢到九霄云外,他就像是一个刚上擂台的拳击手,疾风暴雨般挥出一轮王八拳,看似痛快凌厉,效果却有限。
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,也是一场拳赛。
天真的朱允炆不知道他要参加的这场拳赛并不是三个回合的业余赛,而是十二个回合的职业赛。在这样的比赛中,想要乱拳打死老师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,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隐忍的耐心和准确的判断。
朱允炆抢到了先手,却没有抢到先机。
朱棣即将作出自己的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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