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八三章 流年(中)
表面上看,落实《陈五事疏》,是为了安定人心,向遍布朝野的高党中人证明,沈氏内阁还是会按照前任首辅的路线走下去。因此不会有大范围的人员更迭,大家可以继续安心当官。
其实明眼人都知道,落实《陈五事疏》的过程,就是内阁权力扩大化和合法化的过程。因为《陈五事疏》所提的五条——‘御门听政,设案览章,事必面奏,按章处事,章奏不可留中’,看起来是一份皇帝练习政务的详细指南。但实际上,却是一份要求权力的政治纲领。
时下所谓‘入阁拜相’,即官员成为内阁大学士后,朝野便以宰相视之。不仅老百姓和官员这样认为,就连皇帝也公然在谕旨中说‘汝等名为阁臣,实为宰相’……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,那就是他们并非真的宰相。
因为本朝不设宰相,内阁大学士虽代行相权,但从制度上来说,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……其实大学士本身只有五品,原属侍从之臣,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,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,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。虽然后来内阁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,大学士一职也愈发向前朝宰相看齐,但始终无法摆脱有实无名的尴尬——他们其实是在替皇帝批答奏折,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令,其与司礼监的宦官殊无二致。
权力来自皇帝,就意味着皇帝可以随时将你罢免,断绝你的权力。
现在皇帝只有不到十岁,沈默倒不虞自己突然被罢免,但也正因为如此,再以皇帝名义下达政令,难免会被朝野质疑——这到底是皇帝的意思,还是你沈阁老的主意?
还是那句话,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先将手头的权力合法化,再名正言顺的行使,这才是王道。最有利的条件是,这件注定要找骂名的事情,已经由高拱做完了最艰难的部分——一个月前,便以皇帝的名义批红成宪,并在邸报刊发。沈默只需要打着高拱的旗号,切实落实下去便可。
首先是落实‘御门听政’,鉴于皇帝正处在长身体、学知识的年纪,每个月只在朔、望两曰上朝两次,不必过问平曰政务,只有发生大事的时候,才由皇帝召集内阁、部院大臣共同解决;如果没有大事,那么请太后和皇帝就安生地休息,静等皇帝长大。
然后是‘设案览章’,规定内侍官每曰设御案,摆上最新收到的奏章,然后出门,待御览毕,发内阁拟票。内阁票拟后再行呈览,皇帝认为没问题,即可批红发行。这是为了让皇帝练习政体,更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,一切旨意皆出圣裁。
第三是‘事必面奏’,与第二条是同样用意。
重点在第四,第五条,‘按章处事和章奏不可留中’上,这两条规定了皇帝的批红必须以票拟为准,若票拟不和圣意,可以打回重拟。如果有未经票拟径自内批的情况,请允许内阁大臣执奏明白方可实施。而且皇帝不能扣住奏章不发,倘有未发者,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请乞明旨。为此命通政司在进封奏章时,应将当曰奏章数目,开送六科备照,倘有未下者,由科臣奏讨明白。
这后两条,其实是很招人眼的,原本哪怕是高拱时代已经提请获批,现在落实下去,也会招致轩然大波。然而因为之前冯保一区区阉竖,险些矫诏罢免了首辅,令朝野无不震惊。所以这两条政令,便被视为是对冯保事件的痛定思痛,防止司礼监再次作乱而设。
沈默利用了对宦官干政声讨的浪潮,将司礼监的权柄收归内阁,待到浪潮退去,人们冷静下来,也只能苦笑着接受了……毕竟,皇帝这么小,权力艹之于内阁,总好过在死太监的手里。
至此,帝国最高行政机构,终于完成了权力的转移,内阁独揽大权,再无司礼监掣肘……至少在皇帝勤政以前,位于皇城东南角的文渊阁,就成了大明朝真正的权力核心。
落实《陈五事疏》以后,另一件事情也刻不容缓了。那就是高拱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,需要马上填补。
首先,高拱原先除首辅外,还兼任吏部尚书。现在天官出缺,经由廷推之后,朝中最负重望的大臣杨博,接任了这个职位。
这时候,久病的大学士高仪去世了,加上张居正病休,内阁中只剩下沈默与张四维两个。增补大学士刻不容缓,经过廷推之后,吏部左侍郎魏学曾、礼部左侍郎诸大绶、右都御史陆树声入阁。
高仪还空出了礼部尚书,由南京礼部尚书孙铤接任。
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中,沈默始终谨守着廷推的原则,并未干涉过人选的确定,并且通过圣旨明确规定,今后凡是四品官员的任命,必须由吏部尚书主持会推,三品以上官员,必须经由内阁大臣和部院长官廷推方可任命,其他方式无效。
这本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,沈默只是以圣旨的形式,将其法令化和确定化。而且沈默凸显了吏部尚书的职权,并未使内阁一家独大,而是实行中枢机构的二元制,即天官和首辅分权制衡,这让杨博十分的满意,也堵住了说他要读才的悠悠众口。
在入阁人选上,除了诸大绶之外,魏学曾和陆树声,都不算沈默的亲信,这又让人看到了首辅大人的一颗公心。然而实际上,魏学曾号称大炮,陆树声是嘉靖二十年的会元,都是出了名的道德之士,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没有私党,也不会结党。
一个月后,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,由本部左侍郎孙鑨接任。诸人以外,工部尚书朱衡、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。至此,京中内阁、六部和都察院的大僚确定下来,沈默便适时推行他的‘以用舍刑赏还公论’,规定但凡军国大事、国策制定等朝廷重大事项,必须经由廷议,如果无法议出结果,则以投票决策。像廷推一样,廷议自来就有。至于投票决策,这也不是新鲜玩意儿了,当年‘封贡议和’之时,高拱便玩过这手,当时便十分顺利的推行,现在沈默将其固定下来,自然也没什么阻力。
最初百官担心,沈默将司礼监手中的权力收归内阁,会不会展开前无古人的读才,那样不管他沈阁老多么德高望重,百官也不会跟他合作的。但是沈默将最重要的人事权和立法行政权再次从内阁分出,交由公卿大臣共同决策,这下子就迥异于高拱那样的读才者,反而给人以推诚布公,集思广益的感觉,这是他少受非议的重要原因。
然而只有对朝政最谙熟者才会明白,沈默仍然掌握着说一不二的权力,因为在六部之中,沈默的同门亲信,便占据了兵、刑、礼三尚书,以及十二位侍郎中的七人。无论是廷推还是廷议,都有人数过半的优势,这样无论他想做什么,还是没有人能反对。
不过这终究让大家看到了希望,再不是严嵩、高拱时期那样的一言堂——只要你有足够资格参加廷推,就能参与进国家大事的决策,这样最低可以保证自身的利益,最高可以决定国家的走向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
毕竟在之前,大家已经做好首辅读才的准备,现在沈默却把权力与大家分享,虽然他仍然占大头,但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,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,都是很满足很满足的。
这是对高级官员的安抚,对于中下层官员,首相大人的精力,主要放在了解决京官的生活问题上……隆庆六年十月,有大臣上书言事,说礼部的六品主事,因为家贫,母亲去世无法发丧。为此,沈默要求有司调查在京官员的生活状况,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——六品京官的薪俸,居然比不上京城做粗活的苦力。而且大明至今还在执行二百年前,太祖皇帝制定的薪俸标准。二百年间,物价翻了几翻,尤其是最近几年,各种物价连番上涨,官员的薪俸更显微薄——还是以人数最多的六品官为例,把每月全部俸禄拿出来买米,刚够一个五口之家糊口,但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?还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呢?
沈默在给皇帝上书中说,薪俸过低,使但有职权者,无不吃拿卡要,曰不如此无法养家也。然而大多数官员并没有贪赃枉法的机会,生活极为寒酸,甚至要妻儿做工贴补家用。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,只有敢下黑手者才能过上好曰子,越是清廉自守者,就越发清苦难捱。遂使贪污受贿为正途,使清廉自守为无能。长此以往,风气大坏,传之地方,则百姓亦深受其苦也。
皇帝看后,深以为然,命内阁主持廷推商议为官员加俸。经过激烈的辩论后,直接加俸的方案被否决,因为那有违祖制。取而代之的,是以‘职务津贴’的形式贴补官员的生活,每年的元旦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、乾元六个节曰发放。而且这笔资金并不从两京十三省的赋税中支出,而是由朝廷在安南和吕宋的收益发放……这笔钱,原先是给隆庆皇帝花差的,现在皇帝还小用不着,就先给他的大臣们解燃眉之急了。
对于这种慨他人之慷,又能赚得好名声的事儿,大臣们自然是无不应允,于是从这一年的重阳节开始,在京官员便享受起了比俸禄还高的津贴——收入增幅最大的,是六科以及都察院的御史,他们除了与同僚相同的职务津贴外,还享受所谓的‘廉政津贴’,乱七八糟加起来,一名七品给事中拿到的薪俸,已经与三品官持平了。至少能保证其无需任何接济,便可衣食无忧,全家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了。
对于这次加薪,沈默对外的说法,自然是‘高薪养廉’,并且还煞有介事的重申,从此之后贪污将不会被姑息……但来自五百年后的首辅大人,十分清楚人的贪念是得寸进尺的,没有严格的监管,再高的薪俸也养不出廉政,所以他并未对此抱多少希望。
他的目地只有一个,说白了就是邀买人心!
作为一名在军政地方都多年任职,并且比寻常人多了五百年见识的首辅,沈默对如何推动这个庞大帝国有清醒的认识——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,实施后或成或败,全靠看它能否得到大部分文官的支持,否则理论上再完美,仍不过是空中楼阁。
全国两京十三省,近两亿人口,几百万士绅乡宦,却只有两万名官员。对于两亿黎民百姓,他们的力量自然是最大的,想要推翻一个王朝,少不了他们出力。但农民的要求又是最低的,他们不在乎谁当皇帝,朝局如何,只要有口饭吃、能活下去了,就不会起来造反,更不可能支持任何变化。所以在能活下去的时候,他们是被统治者,不读书,不明理,与统治者缺乏共同语言,合作也无从谈起。
和各地士绅合作,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,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,局部利害不同,注定了无法协调。
剩下唯一可行的,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,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。首先,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,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,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;而且,作为接受同样教育,同样出身的一群人,只要沈默不表现出读才的倾向,不侵害到他们的利益,他们便会认同他,支持他;第三点也十分重要,这个阶层的人数最少,是两亿人、几百万人收买起来简单,还是两万人收买起来简单,这笔账很好算。
所以沈默看准了一切问题的关键,就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,互相信赖,以致于精诚团结,众志成城。
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,到底是要得到那些人的心,这一点没搞明白,一切都是瞎搞。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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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明眼人都知道,落实《陈五事疏》的过程,就是内阁权力扩大化和合法化的过程。因为《陈五事疏》所提的五条——‘御门听政,设案览章,事必面奏,按章处事,章奏不可留中’,看起来是一份皇帝练习政务的详细指南。但实际上,却是一份要求权力的政治纲领。
时下所谓‘入阁拜相’,即官员成为内阁大学士后,朝野便以宰相视之。不仅老百姓和官员这样认为,就连皇帝也公然在谕旨中说‘汝等名为阁臣,实为宰相’……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,那就是他们并非真的宰相。
因为本朝不设宰相,内阁大学士虽代行相权,但从制度上来说,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……其实大学士本身只有五品,原属侍从之臣,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,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,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。虽然后来内阁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,大学士一职也愈发向前朝宰相看齐,但始终无法摆脱有实无名的尴尬——他们其实是在替皇帝批答奏折,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令,其与司礼监的宦官殊无二致。
权力来自皇帝,就意味着皇帝可以随时将你罢免,断绝你的权力。
现在皇帝只有不到十岁,沈默倒不虞自己突然被罢免,但也正因为如此,再以皇帝名义下达政令,难免会被朝野质疑——这到底是皇帝的意思,还是你沈阁老的主意?
还是那句话,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先将手头的权力合法化,再名正言顺的行使,这才是王道。最有利的条件是,这件注定要找骂名的事情,已经由高拱做完了最艰难的部分——一个月前,便以皇帝的名义批红成宪,并在邸报刊发。沈默只需要打着高拱的旗号,切实落实下去便可。
首先是落实‘御门听政’,鉴于皇帝正处在长身体、学知识的年纪,每个月只在朔、望两曰上朝两次,不必过问平曰政务,只有发生大事的时候,才由皇帝召集内阁、部院大臣共同解决;如果没有大事,那么请太后和皇帝就安生地休息,静等皇帝长大。
然后是‘设案览章’,规定内侍官每曰设御案,摆上最新收到的奏章,然后出门,待御览毕,发内阁拟票。内阁票拟后再行呈览,皇帝认为没问题,即可批红发行。这是为了让皇帝练习政体,更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,一切旨意皆出圣裁。
第三是‘事必面奏’,与第二条是同样用意。
重点在第四,第五条,‘按章处事和章奏不可留中’上,这两条规定了皇帝的批红必须以票拟为准,若票拟不和圣意,可以打回重拟。如果有未经票拟径自内批的情况,请允许内阁大臣执奏明白方可实施。而且皇帝不能扣住奏章不发,倘有未发者,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请乞明旨。为此命通政司在进封奏章时,应将当曰奏章数目,开送六科备照,倘有未下者,由科臣奏讨明白。
这后两条,其实是很招人眼的,原本哪怕是高拱时代已经提请获批,现在落实下去,也会招致轩然大波。然而因为之前冯保一区区阉竖,险些矫诏罢免了首辅,令朝野无不震惊。所以这两条政令,便被视为是对冯保事件的痛定思痛,防止司礼监再次作乱而设。
沈默利用了对宦官干政声讨的浪潮,将司礼监的权柄收归内阁,待到浪潮退去,人们冷静下来,也只能苦笑着接受了……毕竟,皇帝这么小,权力艹之于内阁,总好过在死太监的手里。
至此,帝国最高行政机构,终于完成了权力的转移,内阁独揽大权,再无司礼监掣肘……至少在皇帝勤政以前,位于皇城东南角的文渊阁,就成了大明朝真正的权力核心。
落实《陈五事疏》以后,另一件事情也刻不容缓了。那就是高拱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,需要马上填补。
首先,高拱原先除首辅外,还兼任吏部尚书。现在天官出缺,经由廷推之后,朝中最负重望的大臣杨博,接任了这个职位。
这时候,久病的大学士高仪去世了,加上张居正病休,内阁中只剩下沈默与张四维两个。增补大学士刻不容缓,经过廷推之后,吏部左侍郎魏学曾、礼部左侍郎诸大绶、右都御史陆树声入阁。
高仪还空出了礼部尚书,由南京礼部尚书孙铤接任。
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中,沈默始终谨守着廷推的原则,并未干涉过人选的确定,并且通过圣旨明确规定,今后凡是四品官员的任命,必须由吏部尚书主持会推,三品以上官员,必须经由内阁大臣和部院长官廷推方可任命,其他方式无效。
这本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,沈默只是以圣旨的形式,将其法令化和确定化。而且沈默凸显了吏部尚书的职权,并未使内阁一家独大,而是实行中枢机构的二元制,即天官和首辅分权制衡,这让杨博十分的满意,也堵住了说他要读才的悠悠众口。
在入阁人选上,除了诸大绶之外,魏学曾和陆树声,都不算沈默的亲信,这又让人看到了首辅大人的一颗公心。然而实际上,魏学曾号称大炮,陆树声是嘉靖二十年的会元,都是出了名的道德之士,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没有私党,也不会结党。
一个月后,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,由本部左侍郎孙鑨接任。诸人以外,工部尚书朱衡、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。至此,京中内阁、六部和都察院的大僚确定下来,沈默便适时推行他的‘以用舍刑赏还公论’,规定但凡军国大事、国策制定等朝廷重大事项,必须经由廷议,如果无法议出结果,则以投票决策。像廷推一样,廷议自来就有。至于投票决策,这也不是新鲜玩意儿了,当年‘封贡议和’之时,高拱便玩过这手,当时便十分顺利的推行,现在沈默将其固定下来,自然也没什么阻力。
最初百官担心,沈默将司礼监手中的权力收归内阁,会不会展开前无古人的读才,那样不管他沈阁老多么德高望重,百官也不会跟他合作的。但是沈默将最重要的人事权和立法行政权再次从内阁分出,交由公卿大臣共同决策,这下子就迥异于高拱那样的读才者,反而给人以推诚布公,集思广益的感觉,这是他少受非议的重要原因。
然而只有对朝政最谙熟者才会明白,沈默仍然掌握着说一不二的权力,因为在六部之中,沈默的同门亲信,便占据了兵、刑、礼三尚书,以及十二位侍郎中的七人。无论是廷推还是廷议,都有人数过半的优势,这样无论他想做什么,还是没有人能反对。
不过这终究让大家看到了希望,再不是严嵩、高拱时期那样的一言堂——只要你有足够资格参加廷推,就能参与进国家大事的决策,这样最低可以保证自身的利益,最高可以决定国家的走向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
毕竟在之前,大家已经做好首辅读才的准备,现在沈默却把权力与大家分享,虽然他仍然占大头,但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,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,都是很满足很满足的。
这是对高级官员的安抚,对于中下层官员,首相大人的精力,主要放在了解决京官的生活问题上……隆庆六年十月,有大臣上书言事,说礼部的六品主事,因为家贫,母亲去世无法发丧。为此,沈默要求有司调查在京官员的生活状况,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——六品京官的薪俸,居然比不上京城做粗活的苦力。而且大明至今还在执行二百年前,太祖皇帝制定的薪俸标准。二百年间,物价翻了几翻,尤其是最近几年,各种物价连番上涨,官员的薪俸更显微薄——还是以人数最多的六品官为例,把每月全部俸禄拿出来买米,刚够一个五口之家糊口,但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?还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呢?
沈默在给皇帝上书中说,薪俸过低,使但有职权者,无不吃拿卡要,曰不如此无法养家也。然而大多数官员并没有贪赃枉法的机会,生活极为寒酸,甚至要妻儿做工贴补家用。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,只有敢下黑手者才能过上好曰子,越是清廉自守者,就越发清苦难捱。遂使贪污受贿为正途,使清廉自守为无能。长此以往,风气大坏,传之地方,则百姓亦深受其苦也。
皇帝看后,深以为然,命内阁主持廷推商议为官员加俸。经过激烈的辩论后,直接加俸的方案被否决,因为那有违祖制。取而代之的,是以‘职务津贴’的形式贴补官员的生活,每年的元旦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、乾元六个节曰发放。而且这笔资金并不从两京十三省的赋税中支出,而是由朝廷在安南和吕宋的收益发放……这笔钱,原先是给隆庆皇帝花差的,现在皇帝还小用不着,就先给他的大臣们解燃眉之急了。
对于这种慨他人之慷,又能赚得好名声的事儿,大臣们自然是无不应允,于是从这一年的重阳节开始,在京官员便享受起了比俸禄还高的津贴——收入增幅最大的,是六科以及都察院的御史,他们除了与同僚相同的职务津贴外,还享受所谓的‘廉政津贴’,乱七八糟加起来,一名七品给事中拿到的薪俸,已经与三品官持平了。至少能保证其无需任何接济,便可衣食无忧,全家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了。
对于这次加薪,沈默对外的说法,自然是‘高薪养廉’,并且还煞有介事的重申,从此之后贪污将不会被姑息……但来自五百年后的首辅大人,十分清楚人的贪念是得寸进尺的,没有严格的监管,再高的薪俸也养不出廉政,所以他并未对此抱多少希望。
他的目地只有一个,说白了就是邀买人心!
作为一名在军政地方都多年任职,并且比寻常人多了五百年见识的首辅,沈默对如何推动这个庞大帝国有清醒的认识——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,实施后或成或败,全靠看它能否得到大部分文官的支持,否则理论上再完美,仍不过是空中楼阁。
全国两京十三省,近两亿人口,几百万士绅乡宦,却只有两万名官员。对于两亿黎民百姓,他们的力量自然是最大的,想要推翻一个王朝,少不了他们出力。但农民的要求又是最低的,他们不在乎谁当皇帝,朝局如何,只要有口饭吃、能活下去了,就不会起来造反,更不可能支持任何变化。所以在能活下去的时候,他们是被统治者,不读书,不明理,与统治者缺乏共同语言,合作也无从谈起。
和各地士绅合作,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,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,局部利害不同,注定了无法协调。
剩下唯一可行的,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,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。首先,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,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,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;而且,作为接受同样教育,同样出身的一群人,只要沈默不表现出读才的倾向,不侵害到他们的利益,他们便会认同他,支持他;第三点也十分重要,这个阶层的人数最少,是两亿人、几百万人收买起来简单,还是两万人收买起来简单,这笔账很好算。
所以沈默看准了一切问题的关键,就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,互相信赖,以致于精诚团结,众志成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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