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诬陷 · 2
老师向我友善地点点头,他正微笑着和另一位老师说话。我站在他身旁,看他手里翻弄着一叠纸,第一张就是刘小青的检查。他和别的老师说着话,缓慢地将一张一张检查翻过去,让我看得十分清楚。最后我看到了国庆的检查,字写得特别大。老师这时才向我转过身来,和颜悦色地问:
“你的检查呢?”
这时候我完全崩溃了。所有同学的检查经历了一次展览后,我立刻丧失了全部的勇气,我结结巴巴地说:
“还没有写完。”
“什么时候能写完?”他询问的声音极其温和。
我迫不及待地回答:“马上就写完。”
我在孙荡的最后一年,升入小学四年级后,一个星期六的下午,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。国庆和刘小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,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,意思是打倒张青海,即我们的老师。
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,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,说我真是有胆量。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,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。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,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,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。可我只能诚实,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:
“不是我。”
国庆和刘小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,让我深感不安。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,就像刘小青说:
“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啊。”
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,我这样说了,丝毫不是为了谦虚。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,他点点头说:
“要是我,我也会写的。”
刘小青紧接上去的附和,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。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。
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,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小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,来试探我。星期一来到后,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地兴高采烈,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,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,开始了对我的审问。
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。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,门被紧紧关上,两个成年人咄咄逼人地看着我。我点点头说是知道。
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,我犹豫不决了。我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的兴高采烈吗?如果他们也被带到这里来,会怎样看我呢?他们肯定会骂我是叛徒。
我紧张地看着他们,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怀疑我了。那个女老师嗓音甜美地问我,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没来过学校。我摇摇头。我看到她向张青海微笑了一下,接着迅速扭过头来问我:
“那你怎么知道标语?”
她突然响起的声音吓我一跳。一直没有说话的张青海这时软绵绵地问我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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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为什么要写那条标语?”
我急忙申辩:“不是我写的。”
“不要撒谎。”
林老师拍了一下桌子,继续说:
“可是你知道那条标语,你没来过学校,怎么会知道?”
我没有办法了,只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,否则我怎么来洗刷自己。我这样说了,可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丝毫兴趣,张青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:
“我查对过笔迹了,就是你写的。”
他说得那么肯定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我拼命摇头,让他们相信我。他们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,互相看来看去,仿佛根本就没听我的申辩。我的哭泣将众多的同学引到了窗下,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哭,可我顾不上这些了。那个女老师站起来去驱赶他们,接着关上了窗户。刚才关上了门,现在又关上了窗户。这时张青海问我:
“你是不是说过,要是你,你也会写的。”
我恐惧地望着他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,难道他偷听了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对话?
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,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,他们要去讲课了。他们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,椅子就在旁边,我不敢坐。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,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,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。我只好去看窗外,窗外就是操场,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,不一会就解散了,他们打球或者跳绳。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。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,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。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,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,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。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,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:
“喂,你刚才为什么哭?”
我的眼泪又下来了,我伤心地抽泣起来。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。
下课铃响过以后,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小青走过来。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,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。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,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,就傲慢地闪了过去。
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,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,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——要是我,我也会写的。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,却面对张青海说:
“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。”
我说:“他们也这样说了。”
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:
“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。”
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,他们则是气呼呼地瞪着我。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。
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,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,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。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,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,好几次我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声。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,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。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,耐心地告诉我,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,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,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。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,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,我就问她:
“会不会弄错呢?”
“绝对不会。”
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。我彻底放心了,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:
“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。”
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,互相看了好一会,最后是张青海说:
“你先回家吧。”
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,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。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,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,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,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,我走过去对他们说:
“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”
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,他红着脸对我说:
“你犯错误了,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。”
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:
“实话告诉你吧,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。”
成年人的权威,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。以后很长时间里,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。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,去向国庆求助时,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,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。后来,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。
下午的时候,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。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眼就看到了我,他一脸奇怪地问我: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?”
我在这里干什么?本来我是来上课的,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。他说:
“你站起来。”
我慌忙站起来。他让我走出去,我就走了出去,一直走到操场中央,我四下望望,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。犹豫了片刻后,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,重新来到教室里,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:
“老师,我要走到哪里去?”
他回过头来看着我,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:
“你上午在哪里?”
我扭过头去,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,我才恍然大悟。我问:
“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?”
他满意地点点头。
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,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。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,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,仔细听着他们的讲诉,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。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,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,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。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,我是他领养的,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。他对他们说:
“你们也知道,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。”
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。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,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。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,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。如果他继续待下去,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。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。我却是充满了委屈,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,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。
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,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,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。没有人会相信我,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。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,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。
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,我接受了双重折磨。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,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,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。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,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。一听到我的脚步,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,她十分严肃地问我:
“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?你要说实话。”
整整一天了,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,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。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,我说:
“不是我写的。”
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,尖厉地喊叫王立强,对他说:
“肯定不是他写的,我敢保证。他刚来我们家时,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,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。”然后她面向我,“我相信你。”
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,他说:
“小孩又不懂事,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李秀英显得很生气,她指责王立强:
“你怎么能这样说,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。”
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,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。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,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,轻声对我说:
“别哭了,别哭了,你快去擦玻璃吧。”
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,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。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,又待了整整一天。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。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,也一样放学回家,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,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。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。
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,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,和我一样的年龄,也和我一样聪明(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),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。
他们不再气势汹汹,开始讲故事了,我凝神细听。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,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,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。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,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,并且认了错。
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:
“你猜,他受到批评了吗?”
我点了点头。
“不。”她说,“他反而受到了表扬,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”
他们就这样引诱我,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,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。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,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。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,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。
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,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,古怪地看着我。他们既没有称赞我,也不责骂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:
“你去上课吧。”
我走出了小屋子,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,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。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,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。
可能是三天以后,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。走进教室时我吓一跳,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,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。他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,我走到了他身旁,他轻声问我:
“你知道林老师吗?”
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呢?她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,也是她说过我聪明。我点点头。
张青海微微一笑,神秘地告诉我:
“她被关起来了。她家里是地主,她一直隐瞒着,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。”
我吃了一惊。林老师被关起来了?前几天她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,那么义正词严,那么滔滔不绝。现在她被关起来了。
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,我走到了教室外面,望着对面那间小屋子,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令人吃惊的事。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,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。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,在那间小屋子里,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,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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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的检查呢?”
这时候我完全崩溃了。所有同学的检查经历了一次展览后,我立刻丧失了全部的勇气,我结结巴巴地说:
“还没有写完。”
“什么时候能写完?”他询问的声音极其温和。
我迫不及待地回答:“马上就写完。”
我在孙荡的最后一年,升入小学四年级后,一个星期六的下午,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。国庆和刘小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,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,意思是打倒张青海,即我们的老师。
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,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,说我真是有胆量。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,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。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,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,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。可我只能诚实,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:
“不是我。”
国庆和刘小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,让我深感不安。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,就像刘小青说:
“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啊。”
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,我这样说了,丝毫不是为了谦虚。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,他点点头说:
“要是我,我也会写的。”
刘小青紧接上去的附和,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。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。
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,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小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,来试探我。星期一来到后,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地兴高采烈,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,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,开始了对我的审问。
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。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,门被紧紧关上,两个成年人咄咄逼人地看着我。我点点头说是知道。
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,我犹豫不决了。我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的兴高采烈吗?如果他们也被带到这里来,会怎样看我呢?他们肯定会骂我是叛徒。
我紧张地看着他们,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怀疑我了。那个女老师嗓音甜美地问我,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没来过学校。我摇摇头。我看到她向张青海微笑了一下,接着迅速扭过头来问我:
“那你怎么知道标语?”
她突然响起的声音吓我一跳。一直没有说话的张青海这时软绵绵地问我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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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为什么要写那条标语?”
我急忙申辩:“不是我写的。”
“不要撒谎。”
林老师拍了一下桌子,继续说:
“可是你知道那条标语,你没来过学校,怎么会知道?”
我没有办法了,只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,否则我怎么来洗刷自己。我这样说了,可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丝毫兴趣,张青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:
“我查对过笔迹了,就是你写的。”
他说得那么肯定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我拼命摇头,让他们相信我。他们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,互相看来看去,仿佛根本就没听我的申辩。我的哭泣将众多的同学引到了窗下,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哭,可我顾不上这些了。那个女老师站起来去驱赶他们,接着关上了窗户。刚才关上了门,现在又关上了窗户。这时张青海问我:
“你是不是说过,要是你,你也会写的。”
我恐惧地望着他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,难道他偷听了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对话?
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,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,他们要去讲课了。他们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,椅子就在旁边,我不敢坐。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,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,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。我只好去看窗外,窗外就是操场,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,不一会就解散了,他们打球或者跳绳。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。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,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。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,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,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。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,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:
“喂,你刚才为什么哭?”
我的眼泪又下来了,我伤心地抽泣起来。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。
下课铃响过以后,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小青走过来。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,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。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,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,就傲慢地闪了过去。
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,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,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——要是我,我也会写的。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,却面对张青海说:
“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。”
我说:“他们也这样说了。”
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:
“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。”
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,他们则是气呼呼地瞪着我。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。
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,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,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。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,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,好几次我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声。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,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。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,耐心地告诉我,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,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,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。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,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,我就问她:
“会不会弄错呢?”
“绝对不会。”
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。我彻底放心了,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:
“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。”
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,互相看了好一会,最后是张青海说:
“你先回家吧。”
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,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。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,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,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,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,我走过去对他们说:
“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”
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,他红着脸对我说:
“你犯错误了,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。”
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:
“实话告诉你吧,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。”
成年人的权威,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。以后很长时间里,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。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,去向国庆求助时,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,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。后来,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。
下午的时候,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。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眼就看到了我,他一脸奇怪地问我: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?”
我在这里干什么?本来我是来上课的,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。他说:
“你站起来。”
我慌忙站起来。他让我走出去,我就走了出去,一直走到操场中央,我四下望望,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。犹豫了片刻后,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,重新来到教室里,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:
“老师,我要走到哪里去?”
他回过头来看着我,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:
“你上午在哪里?”
我扭过头去,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,我才恍然大悟。我问:
“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?”
他满意地点点头。
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,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。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,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,仔细听着他们的讲诉,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。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,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,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。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,我是他领养的,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。他对他们说:
“你们也知道,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。”
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。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,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。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,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。如果他继续待下去,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。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。我却是充满了委屈,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,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。
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,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,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。没有人会相信我,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。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,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。
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,我接受了双重折磨。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,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,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。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,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。一听到我的脚步,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,她十分严肃地问我:
“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?你要说实话。”
整整一天了,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,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。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,我说:
“不是我写的。”
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,尖厉地喊叫王立强,对他说:
“肯定不是他写的,我敢保证。他刚来我们家时,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,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。”然后她面向我,“我相信你。”
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,他说:
“小孩又不懂事,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李秀英显得很生气,她指责王立强:
“你怎么能这样说,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。”
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,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。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,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,轻声对我说:
“别哭了,别哭了,你快去擦玻璃吧。”
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,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。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,又待了整整一天。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。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,也一样放学回家,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,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。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。
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,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,和我一样的年龄,也和我一样聪明(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),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。
他们不再气势汹汹,开始讲故事了,我凝神细听。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,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,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。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,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,并且认了错。
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:
“你猜,他受到批评了吗?”
我点了点头。
“不。”她说,“他反而受到了表扬,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”
他们就这样引诱我,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,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。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,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。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,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。
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,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,古怪地看着我。他们既没有称赞我,也不责骂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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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走出了小屋子,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,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。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,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。
可能是三天以后,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。走进教室时我吓一跳,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,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。他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,我走到了他身旁,他轻声问我:
“你知道林老师吗?”
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呢?她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,也是她说过我聪明。我点点头。
张青海微微一笑,神秘地告诉我:
“她被关起来了。她家里是地主,她一直隐瞒着,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。”
我吃了一惊。林老师被关起来了?前几天她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,那么义正词严,那么滔滔不绝。现在她被关起来了。
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,我走到了教室外面,望着对面那间小屋子,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令人吃惊的事。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,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。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,在那间小屋子里,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,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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