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849 昭德有力,骊山伴驾
此前回纥种种隐忍退让的行径,让朝廷找不到借题发挥、继续压榨其生存空间的借口。
不过就算没有后世的记忆作为判断的依据,李潼也清楚这些胡部眼下的恭顺仅仅只是实力不足、不得不隐忍求全而已。一旦实力有所增长,野心自然也会流露出来。
像后世中唐时期,安史之乱搞得天下不安、盛世夭折,朝廷内忧外患,除了要应对国中遍地的藩镇之外,还要对抗占据陇右的这一大敌。而那时的河曲之境也绝对谈不上安宁,回纥也站在后突厥的尸骨上正式崛起,趴在大唐身上拼命吮血以壮大自身。
那时候的大唐四处漏风,面对回纥各种蛮横勒索,也只能保持忍耐,除了厚币贿结之外,还试图将其他胡部势力引入,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对峙制衡。
但在本身实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,勉强玩这些平衡手段,也只是饮鸩止渴而已,又养出了贯穿晚唐、五代乃至于宋的沙陀武装与党项势力。
这一次回纥新任首领不愿参加朝廷在骊山举行的演武,虽然言是要为其父守丧,但想也可知是不想过分受制于朝廷,留守部中希望能借着河朔方面大将更替之际谋求什么利好。
李潼虽然无意大用兵于河曲,但当然也不会任由回纥作弄心计。在将手中籍册翻看一番后,他便又抬头望向刘幽求并说道:“由仁愿坐镇河朔可否?”
原本历史上,张仁愿就是在三受降城扬名。所以在考虑契苾明的继任者的时候,他自然便想到了张仁愿。
刘幽求闻言后也沉吟片刻,然后才开口说道:“张仁愿于东北诚是功勋卓著,定乱有术。但其人性厉寡恩,善征少恤,兼贪功若渴,若用之河朔,恐此边不复安宁。今突厥颓顿于漠北,诸胡未称大患,朝廷盛兵常驻彼方,也与圣人大计有悖啊。”
李潼本就是有些不确定,所以才以此询问刘幽求的看法,听到刘幽求并不认为张仁愿是一良选,心里便也放弃了这一打算。
倒不是说张仁愿能力不够,而是相对于河朔眼下所需要的,张仁愿的能力太强了。若真将这家伙派往河朔,其人未必甘心仅仅只是维持契苾明原本的局面,肯定是要进取为先,分分钟有可能直接率领大军远征漠北的突厥余孽,未必会专心经营河曲方面的胡情局面。
眼下的突厥虽然的确实力大损,但漠北之境地远寒荒,也给其提供了广阔的纵深空间。眼下朝廷还并没有做好大举回军北进的打算,一旦贸然扩大攻守形势,极有可能就会虎头蛇尾、劳而无功。
除了担心张仁愿过于激进、不能控制住战略局面之外,李潼还有一点犹豫,那就是对张仁愿后继的任用问题。东北历练数年,虽然让张仁愿锋芒毕露、积功极盛,但其性格中的一些负面元素也加倍凸显出来,在朝野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。
对于张仁愿这样的名臣,李潼自然是另眼相待、不失包容,但也并不意味着会无底线的纵容。观其眼下言行间所流露出的心态,也的确不太适合再直接放用镇戍、担任一线的统军将帅,留其在朝一段时间,处理一些省司事务,既能让浮躁的心境沉淀下来,看待事物的角度也能变得更加宏阔。
而且,李潼早就有将军务独立、创设枢密使的打算。此前是担心朝中、特别是宰相们抵触情绪太大,再加上一些相关事务还没有铺垫成熟,所以只从侧面进行一些改动。
在经过两年多的内外休养之后,条件也算是初步成熟,李潼便打算进行一下实质性的推动。而张仁愿就是他心目中所属意、第一任枢密使的人选。
如今朝中勋功盛壮者不乏,像是已经归朝的黑齿常之、娄师德等,还有一个连续三年主持武举的王孝杰。包括李潼原本的那些潜邸旧人们,也都逐步成长起来。
不过想要进行这种高度的结构改革,资望方面的要求极高。黑齿常之蕃将立朝,虽然勋功威望足够,但这一身份或会被人加以利用,抨击枢密使的设立乃蕃将乱班之阶。
至于娄师德,则年事渐高,不堪任繁,从河北返回长安后便担任门下侍中,偶尔坐直政事堂,与转任中书侍郎的姚元崇并为政事堂两大权重宰相。
王孝杰这家伙,虽然这几年主持武举成效还算不错,可一旦枢密院设立起来,势必要掌握更多的枢机秘要,而且会与政事堂的职权产生一些重叠摩擦。
若双方事务上起了冲突,王孝杰一个按捺不住,直接瞪眼说这是圣人的意思,你跟圣人理论去。这也不用怀疑,是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状况。
李潼虽然要搞军政分离,但也不可能直接插手堂院之争,所以枢密使的选择就要慎重,既要镇得住场,敢与政事堂分权竞争,还要确保行事不失条理,将竞争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。
这样想来,其实张仁愿也不算顶合适的人选,其人眼下正是功高气傲,仍需打磨。除了张仁愿之外,其实还有另一个人选更合适,那就是仍在安西坐镇的唐休璟。
唐休璟久在戎旅,世务精熟,且老成持重,如果由他担任枢密使,无疑会让枢密院的建立更加顺利。只不过考虑到唐休璟外戚的身份,李潼也不敢拔之甚高。
既然张仁愿不适合派往河朔,李潼也不得不考虑其他的人选。他一边沉思着,一边在纸上勾勒姓名,几人名字被相继写出,又被逐一勾走。
倒不是说朝廷并没有方面之才可用,政事堂中姚元崇、刘幽求等俱久涉军机,又能充分领会中枢意图,一旦入镇,都能快速将局面收拾起来。
不过考虑到将要增设枢密院的前景计划,李潼并不希望外放宰相掌兵,起码短期内不适合。而且接下来随着朝廷大军将要大举奋进,他也没有太大的精力去过问政治,让姚元崇重回中书,也是为了让宰相在接下来的政治局面中有更大的调度空间,做起事来不至于束手束脚。
权力的收与放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变化,此前朝廷务在休养、军事收缩,李潼当然有时间和精力对各种内政事务一一过问。
可现在国中局面趋于稳定,以他为中心的朝廷中枢格局也已经创立起来,适当的放权也是有必要的。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大权强揽在手却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事务,这样的勤政之害尤甚怠政。
在一通思考之后,李潼笔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,那就是开元二年自岭南入朝、一直荣养于京中的李昭德。
“昭德眼下体中如何?着员归京入邸探问,若康健有力,召他来骊山伴驾观武。”
听到圣人此言,刘幽求眼中也闪过一丝异色,没想到圣人突然想起要召见李昭德,而且似乎还颇有重新启用其人的打算,愕然片刻,没有及时应答。
眼见刘幽求神态如此,李潼也忍不住笑一声:“但为唐家臣员,岂有新旧之防。常怀忠君体国之念,才志不会久慌。且观其人,再议前程。”
他继承大位以来,对原本的朝廷旧臣接受度并不高,即便有所任用,也都是在他崛起过程中早早站队之人。就连魏元忠那种彼此错过,并没有什么正面立场冲突者也都是能不用则不用。
可是李昭德这个人又有些特殊,相王当国之际,李昭德乃是在朝第一辅臣,虽然不久遭黜,但身上残留的痕迹仍然非常明显。对于其人是用是免,对于世道也有着极大的标志性影响。
若是在三年前刚刚当国之际,李昭德便仍留朝中的话,李潼自然不会启用其人,甚至有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直接将之干掉。
不过当时李昭德远在岭南,君臣之间并没有当面相对的机会,也就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发生。如今李潼再想起李昭德,除了就事选才之外,也是希望朝廷政治风貌能够因此有所改善,不要再沉湎旧事不能自拔。
他这一次演武于骊山,除了宣威于中外,还就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做铺垫与准备,进行早在三年前便有打算、但一直隐忍至今的深刻干涉吐蕃。
与吐蕃的这一场对线,不知会持续多久,接下来国中人物力量必须要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倾斜,所以国中政治氛围恢复宽松和睦,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。
李昭德作为旧朝最鲜明的一个代表人物,能够在这开元新朝中再获任用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,这对广大时流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为正面的导向。
至于说启用李昭德会不会引起一些旧势力的死灰复燃,这也不必防禁过甚。如果君臣数年励精图治的兴治休养,尚且还承受不住一些贼心不死、招魂阴谋的冲击,那这几年也算是白过了。
大不了,食堂大总管徐俊臣再去大理寺上班。无谓为了这些隐患,去阻挠其他野中贤遗为国捐才效力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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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就算没有后世的记忆作为判断的依据,李潼也清楚这些胡部眼下的恭顺仅仅只是实力不足、不得不隐忍求全而已。一旦实力有所增长,野心自然也会流露出来。
像后世中唐时期,安史之乱搞得天下不安、盛世夭折,朝廷内忧外患,除了要应对国中遍地的藩镇之外,还要对抗占据陇右的这一大敌。而那时的河曲之境也绝对谈不上安宁,回纥也站在后突厥的尸骨上正式崛起,趴在大唐身上拼命吮血以壮大自身。
那时候的大唐四处漏风,面对回纥各种蛮横勒索,也只能保持忍耐,除了厚币贿结之外,还试图将其他胡部势力引入,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对峙制衡。
但在本身实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,勉强玩这些平衡手段,也只是饮鸩止渴而已,又养出了贯穿晚唐、五代乃至于宋的沙陀武装与党项势力。
这一次回纥新任首领不愿参加朝廷在骊山举行的演武,虽然言是要为其父守丧,但想也可知是不想过分受制于朝廷,留守部中希望能借着河朔方面大将更替之际谋求什么利好。
李潼虽然无意大用兵于河曲,但当然也不会任由回纥作弄心计。在将手中籍册翻看一番后,他便又抬头望向刘幽求并说道:“由仁愿坐镇河朔可否?”
原本历史上,张仁愿就是在三受降城扬名。所以在考虑契苾明的继任者的时候,他自然便想到了张仁愿。
刘幽求闻言后也沉吟片刻,然后才开口说道:“张仁愿于东北诚是功勋卓著,定乱有术。但其人性厉寡恩,善征少恤,兼贪功若渴,若用之河朔,恐此边不复安宁。今突厥颓顿于漠北,诸胡未称大患,朝廷盛兵常驻彼方,也与圣人大计有悖啊。”
李潼本就是有些不确定,所以才以此询问刘幽求的看法,听到刘幽求并不认为张仁愿是一良选,心里便也放弃了这一打算。
倒不是说张仁愿能力不够,而是相对于河朔眼下所需要的,张仁愿的能力太强了。若真将这家伙派往河朔,其人未必甘心仅仅只是维持契苾明原本的局面,肯定是要进取为先,分分钟有可能直接率领大军远征漠北的突厥余孽,未必会专心经营河曲方面的胡情局面。
眼下的突厥虽然的确实力大损,但漠北之境地远寒荒,也给其提供了广阔的纵深空间。眼下朝廷还并没有做好大举回军北进的打算,一旦贸然扩大攻守形势,极有可能就会虎头蛇尾、劳而无功。
除了担心张仁愿过于激进、不能控制住战略局面之外,李潼还有一点犹豫,那就是对张仁愿后继的任用问题。东北历练数年,虽然让张仁愿锋芒毕露、积功极盛,但其性格中的一些负面元素也加倍凸显出来,在朝野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。
对于张仁愿这样的名臣,李潼自然是另眼相待、不失包容,但也并不意味着会无底线的纵容。观其眼下言行间所流露出的心态,也的确不太适合再直接放用镇戍、担任一线的统军将帅,留其在朝一段时间,处理一些省司事务,既能让浮躁的心境沉淀下来,看待事物的角度也能变得更加宏阔。
而且,李潼早就有将军务独立、创设枢密使的打算。此前是担心朝中、特别是宰相们抵触情绪太大,再加上一些相关事务还没有铺垫成熟,所以只从侧面进行一些改动。
在经过两年多的内外休养之后,条件也算是初步成熟,李潼便打算进行一下实质性的推动。而张仁愿就是他心目中所属意、第一任枢密使的人选。
如今朝中勋功盛壮者不乏,像是已经归朝的黑齿常之、娄师德等,还有一个连续三年主持武举的王孝杰。包括李潼原本的那些潜邸旧人们,也都逐步成长起来。
不过想要进行这种高度的结构改革,资望方面的要求极高。黑齿常之蕃将立朝,虽然勋功威望足够,但这一身份或会被人加以利用,抨击枢密使的设立乃蕃将乱班之阶。
至于娄师德,则年事渐高,不堪任繁,从河北返回长安后便担任门下侍中,偶尔坐直政事堂,与转任中书侍郎的姚元崇并为政事堂两大权重宰相。
王孝杰这家伙,虽然这几年主持武举成效还算不错,可一旦枢密院设立起来,势必要掌握更多的枢机秘要,而且会与政事堂的职权产生一些重叠摩擦。
若双方事务上起了冲突,王孝杰一个按捺不住,直接瞪眼说这是圣人的意思,你跟圣人理论去。这也不用怀疑,是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状况。
李潼虽然要搞军政分离,但也不可能直接插手堂院之争,所以枢密使的选择就要慎重,既要镇得住场,敢与政事堂分权竞争,还要确保行事不失条理,将竞争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。
这样想来,其实张仁愿也不算顶合适的人选,其人眼下正是功高气傲,仍需打磨。除了张仁愿之外,其实还有另一个人选更合适,那就是仍在安西坐镇的唐休璟。
唐休璟久在戎旅,世务精熟,且老成持重,如果由他担任枢密使,无疑会让枢密院的建立更加顺利。只不过考虑到唐休璟外戚的身份,李潼也不敢拔之甚高。
既然张仁愿不适合派往河朔,李潼也不得不考虑其他的人选。他一边沉思着,一边在纸上勾勒姓名,几人名字被相继写出,又被逐一勾走。
倒不是说朝廷并没有方面之才可用,政事堂中姚元崇、刘幽求等俱久涉军机,又能充分领会中枢意图,一旦入镇,都能快速将局面收拾起来。
不过考虑到将要增设枢密院的前景计划,李潼并不希望外放宰相掌兵,起码短期内不适合。而且接下来随着朝廷大军将要大举奋进,他也没有太大的精力去过问政治,让姚元崇重回中书,也是为了让宰相在接下来的政治局面中有更大的调度空间,做起事来不至于束手束脚。
权力的收与放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变化,此前朝廷务在休养、军事收缩,李潼当然有时间和精力对各种内政事务一一过问。
可现在国中局面趋于稳定,以他为中心的朝廷中枢格局也已经创立起来,适当的放权也是有必要的。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大权强揽在手却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事务,这样的勤政之害尤甚怠政。
在一通思考之后,李潼笔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,那就是开元二年自岭南入朝、一直荣养于京中的李昭德。
“昭德眼下体中如何?着员归京入邸探问,若康健有力,召他来骊山伴驾观武。”
听到圣人此言,刘幽求眼中也闪过一丝异色,没想到圣人突然想起要召见李昭德,而且似乎还颇有重新启用其人的打算,愕然片刻,没有及时应答。
眼见刘幽求神态如此,李潼也忍不住笑一声:“但为唐家臣员,岂有新旧之防。常怀忠君体国之念,才志不会久慌。且观其人,再议前程。”
他继承大位以来,对原本的朝廷旧臣接受度并不高,即便有所任用,也都是在他崛起过程中早早站队之人。就连魏元忠那种彼此错过,并没有什么正面立场冲突者也都是能不用则不用。
可是李昭德这个人又有些特殊,相王当国之际,李昭德乃是在朝第一辅臣,虽然不久遭黜,但身上残留的痕迹仍然非常明显。对于其人是用是免,对于世道也有着极大的标志性影响。
若是在三年前刚刚当国之际,李昭德便仍留朝中的话,李潼自然不会启用其人,甚至有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直接将之干掉。
不过当时李昭德远在岭南,君臣之间并没有当面相对的机会,也就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发生。如今李潼再想起李昭德,除了就事选才之外,也是希望朝廷政治风貌能够因此有所改善,不要再沉湎旧事不能自拔。
他这一次演武于骊山,除了宣威于中外,还就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做铺垫与准备,进行早在三年前便有打算、但一直隐忍至今的深刻干涉吐蕃。
与吐蕃的这一场对线,不知会持续多久,接下来国中人物力量必须要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倾斜,所以国中政治氛围恢复宽松和睦,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。
李昭德作为旧朝最鲜明的一个代表人物,能够在这开元新朝中再获任用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,这对广大时流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为正面的导向。
至于说启用李昭德会不会引起一些旧势力的死灰复燃,这也不必防禁过甚。如果君臣数年励精图治的兴治休养,尚且还承受不住一些贼心不死、招魂阴谋的冲击,那这几年也算是白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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