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977 三省六部,国朝丰碑
世博会举行的时间原本预计是半个月到两旬之间,但是由于今年的世博会规模实在太大,加上陇边商路的畅通,使得临近收尾阶段仍有大批的西域商贾们涌入长安参与盛会,以至于会期不得不再作延长。
时间就是金钱,在这一届世博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。虽然世博会的会期延长,但是可以提供交易的商品总量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。
如此就造成了许多后入场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商品,不得不加价访购,为自己所错过的时间付出更多的钱财。而商品的短缺,又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货膨胀的现象,从而衍生出类似期货的交易模式,即就是买家先付出货钱,卖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提供足量的商品。
类似的期货订单,尤以诸官造工坊所面临的最多。毕竟相对于民间诸工坊而言,还是官府信用度更高。
时间来到了十月末,终于在朝廷申令之下,各种买卖交易锁定,这一场盛会宣告结束。不说坊间民众们余兴未已,参会的商贾们进行各种交易的收尾称许,官府诸司也开始了新的忙碌,那就是各种财项的对簿审计。
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,今届世博会的盛况全貌也得以逐渐勾勒出来。在整个世博会过程中,单单价值超过十万缗的大宗交易便超过了两千多宗,所涉及的钱项总额更达到了三亿七千万缗之巨。
当然这其中是有一些商品重复交易的现象存在,特别是在展会的后半程,众多西域胡商的加入,让一些此前已经完成交易的买主直接加价卖出,原地生财。
不过朝廷的税率计量是以每次交易生效,所以哪怕是重复的交易,税钱是不能免除的。大唐商税并不高,按照商品属性的不同,分别在三十税一到四十税一之间。但即便如此,整场世博会下来,所抽取的税钱便超过了一千万缗。
但大唐的整体税收还不止于此,如此惊人的商贸总量,所交易的商品自然不可能尽在长安消化,将会陆续输送各方市场。
而在这运输的过程中,地方官府桥梁关津也要抽取一定的商税,这一部分地方收入需要到了第二年的赋税呈报之中才能体现出来。因为商品运输的路程并不确定,这一部分收入还不好估算,但一定会比世博会期间朝廷抽取的税量更高。
当然世博会总体的收益也不止在于税务,税钱占比并不高,真正收入的大头还在于诸官造工坊提供商品、直接参与的交易。
诸官造工坊分布于内外州县,各自也有相对独立的核计系统,数据的汇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滞后,但总量绝不低于一亿缗。
当然这一部分收入需要扣除材料、工力、管理等各项成本,剩余的才能入库为安,但即便如此,效益也是惊人。
除了世博会所产生的利益之外,朝廷还有另一项极为可观的收入,那就是飞钱的支兑。
此前数年,飞钱虽然已经盛行国中,但在远疆异域认可度并不够高。特别是盘踞青海的吐蕃让西域商路大受影响,使得最值得推广飞钱汇兑模式的西域商路上飞钱反而不能盛行起来。
可是上半年的青海大战,大唐一举战胜吐蕃,收复青海全境,使得西行道路完全控制在大唐手中,这自然加强了西域商贾们参与商贸的热情。如此一来,飞钱的便利与优越性便凸显了出来。
从青海大战结束之后,设在安西四镇与陇右的宝利行社分库支兑飞钱的数额便激增,并在九、十月间达到一个顶峰。
西域商贾们自然没有大量的钱帛入柜兑换飞钱,为了争抢时间,往往用金银珠宝并西域时货作为抵押,等于是直接与宝利行社进行交易。
七月之后,陇西并西域诸分设所开具的飞钱数额便超过了一亿缗,所积攒的钱物价值则就更高出数成,这方面的利润若全兑现出来,或许可能还要超过京中诸司的盈收。
诸种可期的回报汇总起来,达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程度。须知就在九月秋贡入京之际,度支计量的整年财政盈收也不过才一千万缗出头。可仅仅只是一个月之后,内外府库便将有超过十数倍的盈收将要涌入!
一时间整个朝廷内部也充满了浮躁喜悦的氛围,原本许多官员们听多市中商贾豪掷重金、手笔惊人的故事,心中多多少少是有些失衡。可是现在再看朝廷的大数核计,才清楚风云际会、谁是翘楚!
诸官造工坊的盈收,可以看做是朝廷数年来善修内政的成果展现,那世博会的规模激增以及陇边并西域各种财利进项,则就统统都是收复青海所带来的战争红利了。
年初圣人要发动青海大战时,已经是作势经年,早在开元三年初便举行骊山演武。但一直到了开元四年事到临头,为了避免朝堂上的纷争反对,圣人还要与诸宰相们闭门决议,最终才得以出兵。
可是现在,战争所带来的边防环境的改变以及各种惊人的红利摆在眼前,尽管各种数据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,但朝中舆论风向已经发生改变。
特别是一些少壮朝臣们,一个个打了鸡血般红着眼为朝廷挑选下一个讨伐对象,各种相关奏书纷纷呈献上来,大多劝谏朝廷不如趁着这一把气势,把仍然盘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干了。
中下层官员们畅想着强军暴兵、四处出击、飞龙骑脸,而上层官员们则就在考虑一个更现实、更迫切的问题,那就是该要如何管理并监察如此惊人的财政变化。
大唐过往所施行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种杂税课役,让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,多数都不能以直接的钱帛体现出来,所以事务可以分在诸司,分权加以管理。
可是现在,商业上的收入以及商税激增,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的税收形式,旧有的行政格局已经不再适用,新的管理方式该要如何组建,也已经迫在眉睫。
其实有关吏治与朝廷行政格局的改变,早在九月初的时候,诸司官长们已经在参与讨论。只是这个议题过于宏大,迟迟没有达成一个定论,仅仅只集中在圣人与诸在朝重臣们闻知,并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。
李潼比较属意行政、财政与军事和监察权诸种分立的模式,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态度。或者说他本人也存在着众多的疑虑,不清楚何种制度模式才最适应当下的开元新世。
讲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,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说上几句,或许褒贬不一。
但抛开各种刁钻的角度不谈,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变的集大成之作,汇总历代前人智慧之结晶,足以为后世各类演变之参考,是华夏文明制度探索的丰碑,拥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总结。
特别这当中分权与制衡、程序与责任,哪怕在后世民权增长的民主时代,三省六部制度所蕴含的博弈思维,对政府行政组织职权划分与运作仍有极高的指导价值。
后世不乏好为人师者,以三省六部是为封建帝制服务、非为民主服务,从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,宣扬某一制度优越性,这也是狗粮吃多昧了良心。
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,组成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,其组织管理以制度体现出来。
小而言之,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,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,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,比如个体的武力、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。
广而言之,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,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。
三省六部之所伟大,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,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,组织内部环环相扣,各自发挥又互相钳制,并不存在某一环节的独大与霸权。
从这一点而言,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。
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,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,是由人创造出来,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。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,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。
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,这是它的优点,同样也是它的缺点。
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,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,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,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。
这些制度成本所产生的内耗,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与回报。
像后世某一政权制度颇多拥趸信徒,方方面面论证其优越性,唯独不言这套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。若没有足够的补血能力,自己都要玩崩,更不要说圈养爪牙喉舌。
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虽然完善,但真正的执行时期却并不长久。
尤其是在中古时代的背景下,过于完善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限制,并不能适应国力增长与扩张所带来的新的变量,对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够执行力的帝王而言,是很难忍受繁琐的程序过程。
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,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。
到了开元年间,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,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、门下两省合兵,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,三省职权合归于一。
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,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,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高,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,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决策机构,宰相们少有相坐论道,更多的是拜受制令、加以执行,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。
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,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。
在当时风雨飘摇、诸多动荡的大唐国情之下,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,托制兴霸、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。
当然,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,如果玩脱了,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、祸乱家国的典型。
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,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。
一则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就算他勤政不怠、事必躬亲,每天又能处理多少政务?二则他的模式具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性,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,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管理。
但是作为一个强势的帝王,本身又充满了各种治国的想法与尝试,一个职权分明、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部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。
他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灵活的执行系统,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、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体。但他又深知人有兴衰祸福,政权总有更迭之日,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。
这当中个人权欲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,便是接下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点。而朝廷诸司的官长们,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,也都不可忽略。
如何在确保朝情事务有序进行的前提下,磨合出一个身处其中者能够多数认同的方案,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协忍让,李潼这个圣人也不例外。
但即便如此,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,所以如何定下一个基调,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。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,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初唐时期,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的特征,所以诸事项也分属各司。户部四曹不必多说,太府、少府、司农等也有相关任事,且事权分割琐细,常有一事通于诸衙的现象发生。
普通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职事杂细分配所带来的繁琐,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情辗转各个民政部门、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。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,朝廷相关职事的繁琐流程可想而知。
世博会所涉诸司是眼下时局中关注的重点,人事才力用足,但相关的核计进程仍是缓慢。
虽然诸司流传出来的计报颇为喜人,但真正的计量流程却却还在各司流转,足足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各种财利收入仍只存在于账簿上、分散于诸司仓储,大部分钱财仍然没有归入可作度支的仓邸。
若在往常时节,其他无涉财司的官员们也只是看个热闹,顺便庆幸一下自己所司职事清闲。可是随着时间进入寒冬腊月,朝中气氛就渐渐发生了变化。
每逢年节,诸司罢市休沐,共贺佳节。而朝廷也要赐飨赐物,以示恩典。年尾的各种赏赐,也是官员们禄料之外的重要收入,直接关系到年节的质量如何。
今年因为世博会炒热的缘故,长安城各类物价本就有不同程度的上浮,所以官员们也都迫切希望能够早日领取到赐物、过上一个肥年。
可现在诸司审计都还没有完成,钱利尚未入库,各项年终福利便也未成定式。这自然让百官们抱怨不已,事关各自的钱袋子,便也都纷纷评议财司做事拖沓、全无效率。
借着百官舆情,腊月朔日朝会时,朝廷便以户部尚书格辅元罢知政事、转迁尚书右仆射、加勾计大使,御史中丞朱敬则为勾计副使,会同诸司主簿勾官,专辟官衙闲邸为勾院,封锁财司衙堂案事文书并仓储,俱移勾院通案勾检,务必要在望日之前结束勾检,不误佳节岁赐。
同时,内卫中郎将郭达为勾院捉察使,集内卫、京营八百精兵为勾院捉察军,凡所财计失职、贪墨等诸事员,案察勾名即拿,人事验对之后,移案大理寺,审定量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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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就是金钱,在这一届世博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。虽然世博会的会期延长,但是可以提供交易的商品总量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。
如此就造成了许多后入场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商品,不得不加价访购,为自己所错过的时间付出更多的钱财。而商品的短缺,又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货膨胀的现象,从而衍生出类似期货的交易模式,即就是买家先付出货钱,卖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提供足量的商品。
类似的期货订单,尤以诸官造工坊所面临的最多。毕竟相对于民间诸工坊而言,还是官府信用度更高。
时间来到了十月末,终于在朝廷申令之下,各种买卖交易锁定,这一场盛会宣告结束。不说坊间民众们余兴未已,参会的商贾们进行各种交易的收尾称许,官府诸司也开始了新的忙碌,那就是各种财项的对簿审计。
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,今届世博会的盛况全貌也得以逐渐勾勒出来。在整个世博会过程中,单单价值超过十万缗的大宗交易便超过了两千多宗,所涉及的钱项总额更达到了三亿七千万缗之巨。
当然这其中是有一些商品重复交易的现象存在,特别是在展会的后半程,众多西域胡商的加入,让一些此前已经完成交易的买主直接加价卖出,原地生财。
不过朝廷的税率计量是以每次交易生效,所以哪怕是重复的交易,税钱是不能免除的。大唐商税并不高,按照商品属性的不同,分别在三十税一到四十税一之间。但即便如此,整场世博会下来,所抽取的税钱便超过了一千万缗。
但大唐的整体税收还不止于此,如此惊人的商贸总量,所交易的商品自然不可能尽在长安消化,将会陆续输送各方市场。
而在这运输的过程中,地方官府桥梁关津也要抽取一定的商税,这一部分地方收入需要到了第二年的赋税呈报之中才能体现出来。因为商品运输的路程并不确定,这一部分收入还不好估算,但一定会比世博会期间朝廷抽取的税量更高。
当然世博会总体的收益也不止在于税务,税钱占比并不高,真正收入的大头还在于诸官造工坊提供商品、直接参与的交易。
诸官造工坊分布于内外州县,各自也有相对独立的核计系统,数据的汇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滞后,但总量绝不低于一亿缗。
当然这一部分收入需要扣除材料、工力、管理等各项成本,剩余的才能入库为安,但即便如此,效益也是惊人。
除了世博会所产生的利益之外,朝廷还有另一项极为可观的收入,那就是飞钱的支兑。
此前数年,飞钱虽然已经盛行国中,但在远疆异域认可度并不够高。特别是盘踞青海的吐蕃让西域商路大受影响,使得最值得推广飞钱汇兑模式的西域商路上飞钱反而不能盛行起来。
可是上半年的青海大战,大唐一举战胜吐蕃,收复青海全境,使得西行道路完全控制在大唐手中,这自然加强了西域商贾们参与商贸的热情。如此一来,飞钱的便利与优越性便凸显了出来。
从青海大战结束之后,设在安西四镇与陇右的宝利行社分库支兑飞钱的数额便激增,并在九、十月间达到一个顶峰。
西域商贾们自然没有大量的钱帛入柜兑换飞钱,为了争抢时间,往往用金银珠宝并西域时货作为抵押,等于是直接与宝利行社进行交易。
七月之后,陇西并西域诸分设所开具的飞钱数额便超过了一亿缗,所积攒的钱物价值则就更高出数成,这方面的利润若全兑现出来,或许可能还要超过京中诸司的盈收。
诸种可期的回报汇总起来,达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程度。须知就在九月秋贡入京之际,度支计量的整年财政盈收也不过才一千万缗出头。可仅仅只是一个月之后,内外府库便将有超过十数倍的盈收将要涌入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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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过往所施行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种杂税课役,让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,多数都不能以直接的钱帛体现出来,所以事务可以分在诸司,分权加以管理。
可是现在,商业上的收入以及商税激增,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的税收形式,旧有的行政格局已经不再适用,新的管理方式该要如何组建,也已经迫在眉睫。
其实有关吏治与朝廷行政格局的改变,早在九月初的时候,诸司官长们已经在参与讨论。只是这个议题过于宏大,迟迟没有达成一个定论,仅仅只集中在圣人与诸在朝重臣们闻知,并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。
李潼比较属意行政、财政与军事和监察权诸种分立的模式,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态度。或者说他本人也存在着众多的疑虑,不清楚何种制度模式才最适应当下的开元新世。
讲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,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说上几句,或许褒贬不一。
但抛开各种刁钻的角度不谈,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变的集大成之作,汇总历代前人智慧之结晶,足以为后世各类演变之参考,是华夏文明制度探索的丰碑,拥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总结。
特别这当中分权与制衡、程序与责任,哪怕在后世民权增长的民主时代,三省六部制度所蕴含的博弈思维,对政府行政组织职权划分与运作仍有极高的指导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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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而言之,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,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,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,比如个体的武力、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。
广而言之,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,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。
三省六部之所伟大,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,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,组织内部环环相扣,各自发挥又互相钳制,并不存在某一环节的独大与霸权。
从这一点而言,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。
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,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,是由人创造出来,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。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,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。
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,这是它的优点,同样也是它的缺点。
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,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,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,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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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,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。
到了开元年间,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,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、门下两省合兵,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,三省职权合归于一。
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,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,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高,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,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决策机构,宰相们少有相坐论道,更多的是拜受制令、加以执行,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。
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,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。
在当时风雨飘摇、诸多动荡的大唐国情之下,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,托制兴霸、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。
当然,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,如果玩脱了,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、祸乱家国的典型。
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,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。
一则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就算他勤政不怠、事必躬亲,每天又能处理多少政务?二则他的模式具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性,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,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管理。
但是作为一个强势的帝王,本身又充满了各种治国的想法与尝试,一个职权分明、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部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。
他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灵活的执行系统,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、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体。但他又深知人有兴衰祸福,政权总有更迭之日,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。
这当中个人权欲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,便是接下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点。而朝廷诸司的官长们,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,也都不可忽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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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即便如此,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,所以如何定下一个基调,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。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,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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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职事杂细分配所带来的繁琐,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情辗转各个民政部门、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。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,朝廷相关职事的繁琐流程可想而知。
世博会所涉诸司是眼下时局中关注的重点,人事才力用足,但相关的核计进程仍是缓慢。
虽然诸司流传出来的计报颇为喜人,但真正的计量流程却却还在各司流转,足足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各种财利收入仍只存在于账簿上、分散于诸司仓储,大部分钱财仍然没有归入可作度支的仓邸。
若在往常时节,其他无涉财司的官员们也只是看个热闹,顺便庆幸一下自己所司职事清闲。可是随着时间进入寒冬腊月,朝中气氛就渐渐发生了变化。
每逢年节,诸司罢市休沐,共贺佳节。而朝廷也要赐飨赐物,以示恩典。年尾的各种赏赐,也是官员们禄料之外的重要收入,直接关系到年节的质量如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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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现在诸司审计都还没有完成,钱利尚未入库,各项年终福利便也未成定式。这自然让百官们抱怨不已,事关各自的钱袋子,便也都纷纷评议财司做事拖沓、全无效率。
借着百官舆情,腊月朔日朝会时,朝廷便以户部尚书格辅元罢知政事、转迁尚书右仆射、加勾计大使,御史中丞朱敬则为勾计副使,会同诸司主簿勾官,专辟官衙闲邸为勾院,封锁财司衙堂案事文书并仓储,俱移勾院通案勾检,务必要在望日之前结束勾检,不误佳节岁赐。
同时,内卫中郎将郭达为勾院捉察使,集内卫、京营八百精兵为勾院捉察军,凡所财计失职、贪墨等诸事员,案察勾名即拿,人事验对之后,移案大理寺,审定量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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